首页 -> 2007年第2期
邓颖超辞世前后
作者：赵 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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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大姐以前去过广东，视察过深圳和珠海改革开放的情况，印象很深刻。听了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后，大姐很高兴。她说：“小平同志和我同年，能到南方去看改革开放情况，说明小平同志身体很好。这次小平同志谈话后，我们的改革开放会上一个新台阶。”
赞成“安乐死”
最后一次住院时，邓大姐或许意识到自己沉疴难愈，就经常讲不要抢救、给她施行“安乐死”的问题。此事医院里从上到下都知道。
她说：“中国有句老话：‘好死不如赖活着。’这句话不对，要活着就要健康，不然躺在床上，不能工作，还要人民负担我，有什么意思呢？”
去世前的一个月，邓大姐把我叫到身边，问说：“赵炜，我有一件事要和你说。你跟我20多年了，你最了解我。”我说：“大姐，您有什么就说吧，我是了解您，但您也最了解我，比我自己还了解。”邓大姐马上说：“是的。我的事情你替我报告了没有？我的遗嘱送给中央没有？”我说：“您给中央写的信早就送去了，就是不要抢救、不要浪费人财物的事。您放心，您的事医院、卫生部都知道，中央知道，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也都知道。”我和她开玩笑说，“大姐，您总提死呀死的，是不是怕死呀？”
她说：“我怕死？我才不怕死呢！过去在敌人面前，在疾病面前，我从来没怕过死。我只是提醒你，我这个病就是老了。没法治。我请求‘安乐死’。如果是到了没有抢救成功的可能的时候，千万不要抢救，抢救还要浪费人力物力，就让我‘安乐死’。作为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
我说：“您哪里会怕死，怕死就不提‘安乐死’了。您是想免除组织和人民的负担。可我只是您的秘书，只有反映权，没有决定权。医院也没有决定权，中央也没有人敢批准。您头脑这么清楚，让您‘安乐死’，谁敢批准？老百姓知道了，还不把我们送进大狱里去呀！您和疾病斗争特别有经验，还是别再提这事，省下体力，养精蓄锐，跟医生配合，艰苦奋斗，去争取胜利！”她听后说：“那就艰苦奋斗吧！”
1988年1月份的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播出有关“安乐死”的讨论。邓大姐收听后，马上给广播电台去信：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同志们：
今天你们勇敢地播出关于“安乐死”的问题，并希望展开讨论，我非常赞成。首都医院那位大夫的意见，我很拥护。我认为，“安乐死”这个问题是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我在几年前已经留下遗嘱，当我的生命要结束，用不着用人工和药物延长寿命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抢救的办法。
这是作为一个听众参加你们讨论的一点意见。
邓颖超
1988年1月22日
1989年10月16日，她又委托我向中央报告：“一个共产党员在死时再作一次革命。当我生命快要结束时，千万不要用药物来抢救，那是浪费人力、物力的事，请组织批准给予‘安乐死’。”
1990年，《中国气象报》刊登了题为《她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记中国农业科学院副研究员周听英》的通讯。这篇通讯介绍了身患不治之症的周听英在征得亲人的同意后，请求组织上批准对自己实施“安乐死”。邓大姐看了这篇通讯后，于同年5月7日给《中国气象报》负责人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说：“我最近读了周听英同志的生平事迹，使我深深感动，百感交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首先向周听英同志致以崇高的革命的敬礼！向她的亲属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慰问。周听英同志进行了一次常人所不能进行的对死的革命。她死的伟大，生的光荣。她没有死，永远留在人间。她给人们做了一次死的革命表率。我是赞成‘安乐死’的，我要向她学习。她是一位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共产党员、党的好女儿。”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邓大姐的革命思想。同时，她在住院期间不断地讲这个问题。我们只好安慰她：对待疾病也要艰苦奋斗。邓大姐说：“好吧，艰苦奋斗，艰苦奋斗！”的确，对于一个多病的老人来说，同疾病作斗争也是很难的，是要忍受各种痛苦的。我们工作人员看到她痛苦时，只能安慰她，因为病是谁也不能代替的，如果能，我们愿意代替。她说：“我很理解你们的心意，只有我个人努力。要求‘安乐死’也不会批准。”我告诉她：“您？‘安乐死’？是不可能的。您不要老提这个。”
邓大姐在医院的最后一段时间，高烧持续不退，病魔折磨得她很痛苦；但她依然关心着身边的同志，特别是对医护人员，让给他们买水果、冷饮。她说：天气热，他们很辛苦。有时因为病痛，使她多叫了几次护士，事后她就向她们致歉。当专家要来会诊时，她不顾自己身体虚弱，硬要让身边工作人员把她从床上扶到沙发上，等候专家。平时她喜欢平卧，但为了排痰，要在后背垫上枕头。开始时因为不舒服，她悄悄地把枕头挪开。医生讲明了必要性后，她马上改变了几十年形成的生活习惯，不让医生有半点为难。病情稍微好转，她就对守护在身边的医护人员说：“我住在医院里，不要搞特殊。你们不要都守在我这里，要多关心其他同志。”
邓大姐逝世的前5天，半夜醒来，看见两个护士守在她身边，心里非常不安。她拉住她们的手说：“这么多人来照顾我。我心里很难过，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辞世
1992年7月11日，邓大姐与世长辞了。
邓大姐去世前的半个月，心率陡然加快，胸部憋闷。她平时心脏就不好，这次心率加快，只能躺在床上。我们顿时紧张起来，因为这是不好的预兆。专家曾告诉我：大姐多个器官的功能都不好，如心功能再不好，治疗将更困难。这时，我告诉大家要做好思想准备。
7月9日中午，邓大姐对护士说：“你看赵炜休息没有？如果还没有休息，就请她来，我有事和她说。”我闻讯马上来到她的床边。她对我说：“赵炜，我同你见最后一面。”听完这句话后，我强忍住极大的悲痛，慢慢地说：“大姐，别这样说了，您养养神吧！该睡午觉了。”果然，这是大姐和我最后一次谈话，最后一次清醒地见面。
事后我想，邓大姐可能自己已感觉到身体不行了，她才这样说的。但当时我并没有往坏处想，只是想把她照顾好，多照顾些年。
10日早晨7时40分，邓大姐呼吸变慢，脉搏加快。医生马上采取措施，但呼吸频率仍然很慢。医生说：“目前病情很危重，随时可能发生呼吸、心跳骤停，需要向中央报告。”
下午，我和高振普同志、保健医生季建华，一起把邓大姐的后事工作排了排，哪些我们自己办，哪些要请示治丧委员会，哪些要报告中央决定，整整写了两大张纸。我们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以防不测。
10日一整天，邓大姐的生命都是在用药物维持着。当晚20时左右，李鹏总理和朱琳同志来医院看望邓大姐。我趴在她耳边向她报告。她听见了，答应着：“李鹏……”虽然气力衰弱，声音沙哑，但周围的人都听得出来。
这一天夜里，邓大姐睡着后，仍用药维持着。医生、护士严密地观察着病情变化，但仍然未见好转。我们几个人夜里多次起来看看，心里很不安。
11日凌晨5时多，护士叫邓大姐，但她没有任何反应。这时，我听到她们的喊声，急忙起来走到床边，喊道：“大姐，我是赵炜，您听见没有？您如果听见了就睁一睁眼，点点头。”然而无论我怎么叫，大姐还是没有一点儿反应。大家都感到不对劲儿。医生说：“坏了，过不去了。”这时，我拉开窗帘，发现她嘴唇发白，面色也有点苍白。10分钟前她的血压还正常。但这时已掉下来，脉搏也掉下来了。我和护士马上分别去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