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邓颖超辞世前后
作者：赵 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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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医院负责人很快都来了。医务人员立即尽全力进行抢救。然而，各种监测仪器相继发出警报。这时，中央领导同志陆续赶来了，大姐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全来了。
11日6时55分，医生无回天之力，我们敬爱的邓大姐安详地长眠了。邓大姐是一位幸福的人，最后没有任何痛苦地走了，永远地走了。
两盆马蹄莲摆到了床的两边。
一束白色的鲜花放在了安睡的大姐胸前。
我透过止不住的眼泪望着大姐的遗体，悲痛地看着大姐离开我们，永远地离开我们。大姐生前对我们说过：“我虽然无儿无女，但我晚年很幸福，中央关心我，你们照顾我，医院想尽办法请专家会诊，医生、护士为我治病，护理我。你们比儿女还好，不是儿女胜似儿女，我不幸福吗？我感谢党中央，也感谢你们！”
邓大姐的遗嘱
邓颖超同志生前给中共中央写信，嘱托她的后事：还要像生前一样，艰苦朴素，一切为了人民，移风易俗，永远革命。她给党中央的信，已刊登在1992年7月12日的各报上。她在信中提出：遗体解剖后火化，骨灰不保留，撒掉；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
邓大姐生前经常对我们讲她的后事。尤其是哪位老同志、老朋友去世时，她总是要说上几句她的后事。我们不让她讲这些，她说：“趁我头脑清醒，交代清楚好。”
除了这个遗嘱，邓大姐对她身后的其他一些具体事宜，也都向有关同志作了委托。甚至连所用的一些家具、物品应该交到哪里，都一一作了交代。她反对搞吊唁活动，要求我们向中央反映：我死后不要增加组织和同志们的麻烦，也不要身后名声。
她的第二个遗嘱是：
委托下列几位同志办的几项事
由杨德中、李琦、赵炜、张佐良、高振普、周秉德组成小组，请杨德中同志负责主持，赵炜同志协助。
关于我死后简化处理，已报请中央批准外，对以下几件事，由小组办理：
一、在我患病急救时，万勿采取抢救，避免延长病患的痛苦，以及有关党组织、医疗人员和有关同志的负担；
二、未用完的工资，全部交党费；
三、我和周恩来同志共住的房子，原由公家分配，应仍交公处理，周恩来同志和我历来反对搞我们的故居；
四、所有图书、出版物，除由中办给恩来的大字理论和历史书籍，仍退还原机关外，其他的交由共青团中央酌分给青少年集中阅读的单位用；
五、我的文件，来往通讯、文书之类的文件交中央文献办公室清理酌处，我和周恩来同志所有的照片也交中央文献办公室保存或酌处，关于我的讲话、谈话录音交中央文献办公室存处；
六、有些遗物均交公或交有关单位使用；
七、我个人的遗物、服装杂件，交分配合用的及身边工作同志、有来往的一部分亲属留念使用。
以上诸事，向委托办理的同志，先此表示谢意！在以上范围以外的其他物品统由小组同志酌处。
邓颖超
1982．11．15
邓大姐从来都很重视基层党支部工作。她曾多次对我说：“恩来不在时，除了组织上和我办的以外，都靠党支部。我不在时，也得靠党支部。你是我的支部书记，高振普是警卫秘书，我的骨灰由你们两人撒掉。”我当时对她说：“您无儿无女，是否也让邓家、周家的人参加撒一点，我们大家来撒？”她说：“是你不愿意撒吗？为什么让他们呢？”我说：“不是我不愿。您交给我的任务，是对我的信任，是件光荣的事，绝没有不愿意之说。我是怕人家有意见。如果您这么交代，我和高振普同志坚决照办，决不辜负您的嘱托。这件事，请您放心好了。”邓大姐还向我交代，要穿哪套衣服，要用曾装过周恩来骨灰的那个骨灰盒。我向她作了保证：“不管有什么困难，我也要坚决办好这3件事。”可以说，大姐在九泉之下，应当放心了，因为我是完全按照她的交代办的。
邓大姐的遗嘱在报纸上全文公布后，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当中引起了巨大反响。海外的一些报纸也予以报道，称赞邓大姐“留下来的是一份无所求、充满爱国情怀的‘遗嘱’，留给后人的是无价的精神瑰宝”。
“晚岁善恬静，无言如钟杵；时然后一呜，深入人心腑。”赵朴初先生在挽诗中是这样称颂邓大姐的。
老诗人臧克家在题为《遗言动人心》的短文中写道：“读了她给党中央的信，那七条遗言，比千言万语更感人。字句虽少，但她的人格、品德，可从此中寻了。这是最感动人，最朴素，最概要，最传神的自我写照。它，是一座丰碑，鼓舞人向高处攀登；它，是一面镜子，让每个人特别是领导同志照照自己；它，是一副去污剂，使尘垢消而清白出；它，是一则万金难买可以传之后人的箴言。”
作家魏巍在《悼邓大姐》一文中说：“她的临终遗言，尤其感人肺腑。这无疑是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的殷殷忠告，谁能无动于衷？”
是的，展读邓大姐的遗嘱，谁能无动于衷？
党中央的决定
1992年7月11日早晨邓大姐辞世前后，中央领导同志陆续来到北京医院。中央政治局常委到齐后，决定由温家宝同志负责邓大姐的治丧事宜。温家宝当即在医院召集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开会，研究具体事项，并传达了江泽民同志的指示：发讣告，公布邓大姐的遗嘱。为了听取邓大姐身边工作人员的意见，让我参加了会议。我在发言中说：“根据邓大姐生前的交代，我向中央请示4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邓大姐生前不同意在家中搞吊唁活动。
起初，同志们没有反对的意见。后来不知哪位同志说了一句：“这样做群众会有意见。应该在西花厅挂邓大姐的遗像，但不发通知，群众来吊唁就接待，以满足广大群众的心愿。
第二个问题是：在哪里向遗体告别？是在北京医院还是在八宝山？邓大姐遗嘱不搞遗体告别。
领导同志说：不让大家见最后一面不行；北京医院地方狭窄，应在八宝山向遗体告别。
这时，我向中央领导们提出建议：为了避免遗体告别时因人多拥挤致使老年人站立过久的情况，参加告别活动的党、政、军、群、机关人员，最好分别在不同的时间来到八宝山。这个建议被领导同志们采纳了。
第三个问题是：工作人员守不守灵？
我们的意见是：工作人员轮流守灵，既然让大家见邓大姐最后一面，没有人守灵，大姐多孤单哪！领导同志表示同意。
第四个问题是：日本朋友来北京吊唁如何办？这个问题事先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及中日友协商量过。
考虑到日本友人非常敬仰周总理和邓大姐，有些人肯定要来北京吊唁，中央决定：请外交部通知我驻日使馆设灵堂，供日本朋友吊唁邓大姐；日本友人如果来京，由对外友协负责接待。
同时，中央还决定：通知天津，做好撒邓大姐骨灰的准备工作。
邓大姐生前有交代，不让亲属来京参加吊唁活动。后来安排亲属守灵并派代表去天津，是因为中央考虑到要照顾群众的感情，所以邓大姐的后事安排并未完全按邓大姐遗嘱去办。
在西花厅设灵堂就是违背邓大姐意愿的。她生前曾再三讲：我死后，你们千万不要在家设灵堂，那是劳民伤财的事。所以虽然设了灵堂，但我们有一条原则：无论是北京的还是外地的同志，都不主动通知，也不邀请他们前来吊唁。到西花厅来吊唁的同志和香港的朋友、日本友人，都是自动来的。从外地来吊唁的主要是周总理的亲属。邓大姐只有一个远房侄子。他很本分，这次因病无法前来，特派子女来京吊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