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与赵一曼相处的日子
作者：方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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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曼来看我时，给我讲些问题以后，常到对面房间去看金伯阳和吴健。有时我也和她同去，认识了吴健。吴健有30多岁，是上海工人，在上海参加过三次工人起义。他额上有一块伤疤，据说是在一次浴血斗争中留下的纪念。他常给我讲他的革命经验，还教我唱革命歌曲。
金伯阳和吴健常换上工人服装，到三十六棚工厂和车辆厂的工人中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有时赵一曼穿着朴素衣裳也与他们一起去。有几次我和她坐电车，电车上的女司机和女售票员都跟她亲切地打招呼，不让她买票，也不让我买票，下车时还不住向她挥手告别。
难忘的除夕之夜
19３3年春节前一天，三十六棚的两位工人给金伯阳和吴健送来半袋面粉和一盆和好了的肉馅，让他们在除夕包饺子吃。
这天晚上，赵一曼来了，我的小学同学黄吟秋也来了。他们让茶房借来面盆、面板和擀面杖，和好面，在对面房间里一面谈笑一面包起饺子来。赵一曼让我也前去参加。我说我不会擀，也不会包，她就让我摆饺子，下厨房烧水。这使我想起童年时候在家过大年三十晚上的情景，我们这几个天南海北的人，竟亲如一家地在一起过年了。
元宵节这天，我买了几斤元宵，有枣泥馅的、山楂馅的、玫瑰馅的，请一曼吃。她吃得非常高兴，第一次问起我的身世来。
我告诉她，我生在辽河西岸一个小村子的雇农家庭，父亲在28岁时还在地主家当长工，不幸得了中毒性痢疾，没经医治就去世了。我当时还不满4岁，母亲32岁，她为了把我拉扯大，每天起早贪晚给人纺线，维持困苦的生活。幸而还有伯父、叔父、舅父有时帮助。我在7岁时入私塾读书，家人都希望我成为一个有知识有前程的人。我在私塾8年，读的是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学的是孔孟之道，看的是地主官僚、土豪劣绅残酷地剥削、压迫农民。后来考入县立师范，因为反对教员，被学校开除。然后进入日本学校，参加反日运动，被学校开除，还被通缉，遂弃文就武，讲武堂毕业后，进入军队。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感到国家要亡，人民受难，这才走上革命道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她听后对我很同情，也谈起自己的身世，说她是川南地主的女儿，和我这辽西雇农的儿子，正是两个敌对阶级的后代。
可是她马上又说，她虽是地主的女儿，也受地主的压迫。因为在10岁时父亲死了，哥哥是家长，成了地主，对她是事事限制、压迫。她读了几年私塾，哥哥不准她去上中学，还要强迫她嫁人。她忍无可忍，就写了一篇文章揭露她哥哥种种罪恶，发表在一个妇女刊物上，从此她就和地主家庭断绝了关系。她有一个姐夫是共产党员，培养她，介绍她加入了共青团，又帮助她考入了宜宾县立女子中学。她参加学生爱国运动时，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以后，党把她送到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进行血腥屠杀时，党又把她送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先在家乡工作，然后又到上海、江西工作。九一八事变后来到东北，在沈阳工作不久，就来到了哈尔滨。
她说，她在私塾也读过四书五经，还读过唐诗宋词，学过作八股文，作诗、作词。可是她非常反对孔孟之道，因为孔丘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孔孟之道竟将女子比做小人，她对此极端痛恨，到哈尔滨后曾写过一首七言律诗，题为《滨江书怀》。她当时用笔写在一张纸上给我看，至今我还记得：
誓志为国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
一世忠贞新故国，满腔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我和赵一曼相处多日，只知她性格刚毅，语言豪爽，思想先进，行为坚强，对同志热诚，对敌人痛恨，是一位很少见的巾帼英雄，还不知她有这样高的文学素养和诗意才华。
对萧军、萧红的期望
从这次彼此谈了身世，又谈了诗的写作之后，赵一曼再到小旅馆去看我时，我们除谈革命问题，还谈文学问题。她说，中国作家中，她最爱读鲁迅作品，苏联作家中最爱读高尔基作品。她到哈尔滨后，常看报纸，很喜欢三郎（即萧军）和悄吟（即萧红）的作品。
她说，有一次在中央大街和金伯阳一起走，遇见了一对青年男女，伯阳认识他们，和他们谈了几句话。然后伯阳告诉她，青年男人是三郎，青年女子是悄吟。这是她和他们第一次见面，以后也常在大街上见到，两个人服饰都不十分讲究，悄吟还穿一双男式的皮鞋，可是他们身体和精神都很健康，一边行进，一边谈笑，风姿飘洒，旁若无人，给她印象很深。
她说三郎和悄吟写的散文、小说都是以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为题材，反映他们在生活中的苦难、追求和反抗，思想性强，文笔风格艺术性也很高，他们夫妇可以说是两位革命作家，不知他们参加了什么组织没有。
我说，他们夫妇我都认识，我知道他们已经和党内几位同志常接触，是否参加了什么组织，他们没有说，我也没有问过。我当时还对赵一曼讲，我和三郎在沈阳认识了一位党内同志，他要介绍我们入党，他给我们写了一首长诗，有几句是：“嗟尔二兄弟，飘零何所适，一朝秋榜发，相顾悲失意。”
我记得三郎当时这样说过，我们所做的事和写的文字，只要对读者有益就好，至于榜上有名无名，我们就不想它了。这个同志以后就没有再提。三郎也许还是这样想，悄吟和他是夫唱妇随的。
赵一曼听我说了之后，想了想，很深情地说：“你有机会应对他们做些忠告，孤军作战，自由是自由，但不如加入团体作战力量大，战果也大。”
瓦尔沙瓦小旅馆女主人有一个女儿名安娜，年十七八岁，在专为俄国人设立的女子中学读书，她学的课程中有中文，她有时到我的房间问一些中文问题。我的俄文是跟一个俄国少妇罗茜学的，刚学半年，用俄语解答中文问题很困难，用汉语解答安娜又不能完全听懂。有一次赵一曼遇到了，她用俄语给安娜作了解答。二人就这样认识了，安娜以后常和赵一曼接近，她们成了朋友。
赵一曼知道我还在学习俄语，她有时就给我纠正俄语发音，教我俄语语法。她知道我会日语，她教完我俄语，要我教她日语。她说，在日本人占领的地方，学些日语有用。
3月，《国际协报》营业发达，报纸由一大张4版，改为两大张8版，增加了收入，给我在报社对面租了一个带有厨房和浴室的房间。社长张复生还让他的女儿亲自催我两次，为了不辜负社长的善意，我就搬出了瓦尔沙瓦小旅馆。
4月初，赵一曼和金伯阳、吴健领导了哈尔滨市电车工人大罢工，全市电车停行了数小时。这次大罢工震惊了日伪统治集团。在报纸上发出消息后影响很大，共产国际杂志也刊载了报道。它鼓舞了全东北人民抗日的精神，也激励了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支援东北人民抗日的热忱。
大罢工以后，汉奸、宪兵警察和暗探特务都忙乱起来，昼夜不息，到处侦察革命活动。这时金伯阳和吴健也离开瓦尔沙瓦小旅馆，搬到另一个地方。赵一曼不再去那里接头，也不常来找我。
畅谈人生和事业
19３3年5月，哈尔滨有了春日的气象。一天中午，赵一曼穿了一身很华丽的衣服，高高兴兴地到我住的地方找我，她的脸色丰润了些，嘴唇像涂抹了一层薄薄的口红。她邀我到松花江上去划船。我正在给人修改一篇稿子，还未完成，但为了不扫她的兴致，就陪她去了。
我们走到江边租了一只小船，她坐在一头，我坐在中间，划着双桨，就向太阳岛驶去。她望着微波荡漾的水面，若有所思，低低地唱起扬子江上流行过的一曲船歌。她唱完了，似在叹息地说：“很久没有坐过小船、划过小船了。还是在宜宾女子中学时，和同学们曾在金沙江和岷江汇合的地方多次坐过，多次划过，现在已经有六七年了，我还怀念那时的情景。人们都说哈尔滨是美丽的城市，这只能说是人工美，并不是自然美。哈尔滨有江没有山，我们的家乡有江又有山，才真是江山多娇，江山如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