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与赵一曼相处的日子
作者：方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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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到中流，我慢慢地划着。她还似在微风拂煦中浮想联翩。
她说：“王维诗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我就不是这样。我是身在异乡非异客，每逢佳景倍思乡！”
她问我：“林郎，你说人生如梦，还是如戏？”这是她第一次称呼我的笔名。这个人生问题，我是已经理解了，我说：“人生如梦，这是李白的思想，他的诗文都说过，‘人生若大梦，胡为劳其生’，‘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人生如戏’，这是曹雪芹的思想。他的词中有：‘今嫌紫蟒长，明日锁枷扛，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这都是旧时代的人生观。新时代的人生观就不应该是这样，不能像对自然社会那种看法，生存竞争，适者生存。在人类社会里应该是为全人类的生存和幸福而斗争，一个人应该做一个无私无畏的战士，改造自然，改造社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像马克思那样，像列宁那样，才是正确的人生观。”听我这样说，她竟看着我大笑起来。我认识她以来，她未曾有过那样的笑。
她笑着说：“我给你讲了这么多日子，看来还没有白讲。不过认识是容易，做起来是很难的啊！你没看到有这样认识的人，还不是梦想做大人物，有名有利？还不是争着要当帝王，作威作福？”
她沉思了多时，又问我：“你知道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谁在指导中国革命？在瑞金的中共中央谁在领导中国革命？”我那时对这些都不知道，文件上都没有提过，我只摇头抱歉地笑了笑。她说：“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是米夫，他是共产国际东方部中国部主任，又是中山大学校长。他自称是中国通，写了不少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实际上，他对中国情况知之甚少。他是中山大学学生中所谓‘二十八宿’最拥护的人。现在瑞金中共中央主要一些领导人究竟是谁，我也说不清楚，只能说有拥护米夫‘二十八宿’中的一些人。方才我们说有的人把人生视做大梦，有的人把人生当为演戏。在中山大学有人演过床下人，现在在中国竟又演别的角色了。”
我问她是谁。她给我念了四句打油诗：“四川陈爱山东秦，不耻甘为床下人。只要学通关系论，还能攀附上青云！”我有些不清楚，她又做了注释，她说姓陈的，爱上姓秦的，藏在姓秦的床下求爱，被同学们发现了，就给他起个绰号叫“床下人”。这个“床下人”俄文很好，常给米夫校长做口头翻译和文字翻译，他又是“二十八宿”中的健将，就得到了米夫的重视和重用。
关于这首打油诗，我以后在苏联学习时，有一位在莫斯科学习过的丁山同志，也对我讲过。
小船划到太阳岛，我们停泊上岸，岛上没有几个人，空落落、冷清清的。我们走向俄国人开设的餐厅，餐厅还未开张。我们都很扫兴，就回到小船停泊的地方。她先上了小船，提起划桨，要划一划。她说：“该练一练，有时可能有用呢！为革命什么都得会。”
我坐在一头，她划起来，划得不怎么熟练，划了一会儿好像还很吃力，脸发红了，呼吸也有些急促，可以看出她的身子虚，没划到江心，她的额上出了汗。我就不让她划了。
她气喘吁吁地说：“我再划一划。”我没有让，她就不划了。我们换了位置，她坐下后就掏出手帕擦汗，还轻轻咳嗽了两声。我把小船划到南岸，交了船，我请她到游船俱乐部去看一看，她说感到有些累，不想去了。我们沿中央大街走了一段路，她说要去找一个人，我们就分手了。
动员我参加抗日游击队
有很长一段时间，赵一曼没来找我。金伯阳说她到外地农村工作去了。当时我很为她担心，她是一个南方人，不熟悉东北农村情况，并且她的四川口音未变，很容易被人发现是外乡人，引起怀疑，暴露身份。没有想到她富有农村工作经验，从外地农村回来看我时，她对我讲，这次工作很顺利，还很成功。我看她的身体很好，精神也仍旺盛，只是脸色晒得黑些，嘴唇干得起了皱纹。她说：“很多同志把部队搞起来了，打了不少胜仗，游击队伍一天比一天壮大。我想留下在那里长期工作，因为未经组织同意，我就回来了。汇报工作以后，又做了请求，到部队去，拿起枪杆战斗。你学过军事，去了有用武之地，不然，岂不是白学了？我们一起到游击队去吧！”
这次赵一曼说得非常恳切，我也非常动心。不久以后我就对金伯阳说了。他说，党组织搞宣传的同志们正在研究，想象跟北平一样，在哈尔滨建立一个左翼作家联盟分会。他让我等一些时候再提请求，这样我就等待起来。
大约在7月，赵一曼又来了一次，问我请求到游击队去，组织是否有了指示。我说请示过了，让我等待。
8月1日早晨，太阳已经升得很高，我还躺在床上构思一篇杂文，没有起来。这时赵一曼来了，我急忙穿好衣服下床，请她坐下。她笑着批评我说：“你真马虎，天亮了还没起。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我说：“我不晓得。”
她说：“这是我们党有了自己正规军队的日子，你都不知道，可见你对党的历史太模糊了。周恩来、朱德你知道不？”我说：“这我知道。”她说：“1927年这一天，就是他们在南昌领导起义，给党建立了正规军队工农红军。我们都学过军事，还要参加军事工作，连这个伟大日子都不知道，哪行？”对她的批评，我只是惭愧地笑了笑。她又作了自我批评说：“也怪我，我以为你对这个日子很清楚，没有给你讲过。”赵一曼平时就是这样，善于批评又善于自我批评。那时哈尔滨的中共党员中，不只是新党员，就是老党员对于中共党史也不都十分清楚。因为那时还没有人写过一本党史，所有党的文件对中共党史的叙述也不系统。
这一天，赵一曼第一次给我一个工作任务：给总工会的《工人事业》报修改稿件。她让我在这个星期日上午10时到道外桃花巷报牌前，和一个左手拿着台湾草帽在看报的人接头。由这个人交给我稿件，我修改好后再定地点交还他。以后我照办了，和这个人接过几次头，修改过几次稿件，其中也看到了有赵一曼写的声讨汉奸罪恶的文章。
最后的相聚
9月１1日晚间，我坐在卧室桌前，打开相簿，望着上面母亲的遗像，不禁回想童年时期一些往事，想起母亲的辛苦，母亲的慈爱；正两眼满含热泪、感到悲痛的时候，赵一曼轻轻地推开房门，缓缓地走进卧室。我忙站起将相簿放在桌上，一边拭泪，一边请她坐下。
她坐在桌前，很惊异地看着我说：“你怎么了？有什么心事？”我坐在床边唏嘘着，还没有回答，她看见相簿上我母亲的遗像，明白了，就安慰我说：“啊，今天是你的生日啊！你满27周岁了，还哭眼抹泪的，你应当化悲痛为力量，给多灾多难的祖国、多灾多难的人民多做些工作，才对得起自己的生身母亲。人们不说过么，大丈夫有泪不轻弹，流泪有什么用？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流泪，这一点你应当向我学习。”
我说：“我也不想流泪，也不愿流泪。可是有时想起亲人，想起好友，眼泪就不由得涌了上来，这可能是我生理上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向你学习。”
她忽然像想起什么似的说：“古人说，黯然销魂者，别而已矣！又说，泪为生别滋，你和亲人们、朋友们分别时也都流泪么？”
我说：“对亲人们只和我母亲、姐姐、妹妹分别时流过泪，对朋友只和一二知己分别时流过泪，并不对任何亲人、任何朋友都流泪。”
她叹息了一声说：“唉！我今晚就是向你告别来了，不知你流不流泪？”我听此言，心中一动，忙问道：“这是真的么？”她回答说：“当然是真的，我的请求，组织已经同意。你怎样呢？还在等待？”我说：“可不是还在等待。这回你能走，我就不等待了，跟你一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