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与赵一曼相处的日子
作者：方未艾
字体： 【大 中 小】
抗日民族女英雄赵一曼（1905－1937），原名李坤泰，四川宜宾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10月，组织“妇女解放同盟”。1926年10月，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9月，前往苏联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8年冬回国，先后在上海、湖北宜昌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29年9月，到南昌中共江西省委机关工作。同年底，中共江西省委机关被破坏，经同志掩护脱险后，背着孩子，一路讨饭，到达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事情经过，并留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奉命到东北哈尔滨从事抗日斗争。1934年7月，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特派员。同年秋，任中共珠河铁北区委书记，领导组织农民自卫队，开展抗日武装斗争。1935年冬，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第2团政治委员。1936年10月，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而被捕。关押期间，受尽酷刑，依然坚持斗争。1937年7月5日被杀害，时年32岁。
朱德曾为其题词：“革命英雄赵一曼烈士永垂不朽！”
在哈尔滨公园初次接头
1932年9月，我由《东三省商报》社转到哈尔滨《国际协报》社担任副刊编辑。
一天，同我单线联系的金伯阳同志给我传达了党的指示，要我很好地利用副刊，来作为宣传革命和团结进步人士的阵地。我那时刚参加党内工作，没有读过马列主义著作，对于党内文件和宣传品也读得不多，对党当时的方针政策理解得也不深。当时选用来稿和自己写稿，都无人讨论，也不经谁审批，完全由自己决定。
有一次，金伯阳读了我写的一篇文稿，认为内容和写法都存在问题。他提议给我介绍一位同志，让我好好向她学习革命理论和党的有关知识。
经过好长日子，一天上午伯阳来到报社，说给我介绍的那位同志正在公园等待同我接头。我听了非常高兴，就同伯阳前往公园。
报社和公园都在新城大街（现尚志街）东侧，只隔一道横街，我们沿着人行道向北没有几分钟就走到了。只见假山坡下的一把长椅上，坐着一位青年女子，穿一身古铜色毛织的上衣和裙子，脚上是双绛色高跟皮鞋。她正在打开一个褐色的小手提包，望着里边的镜子，用手轻拢鬓边的短发。在我们快走近她时，她合上了小手提包，抬起头来转向我们，脸上泛起亲切的微笑。
她慢慢站起来，在我们走到她身前时，她先让伯阳坐，然后又让我坐。伯阳作了介绍，说她叫李洁，说我就是和她讲过的《国际协报》副刊编辑。伯阳说，你称她为李大姐吧。从她的口音中，我听出有较浓的四川口音。
多年后我才知道，这位被称为“李洁”的大姐，就是在1937年7月壮烈牺牲的赵一曼同志。
单独讲授革命理论
自从这次和赵一曼接头后，她就常到《国际协报》来找我，在我住的一间单人宿舍里给我讲授革命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她最初真是像老师一样，我的精神稍不集中，她就提醒我注意，还提出重点要我回答，检查我是否记住和理解的程度，有时还让我谈谈心得体会。她很谦虚，有一次她说，她学的革命理论，掌握的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时讲得不一定十分完全，解释得不一定十分正确。
她说，她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时间很短。1927年9月党组织派去学习，1929年1月党组织调回工作，只有1年多，3个学期。那时学校国共两党学生斗争尚未结束，斯（大林）、托（洛茨基）两派学生斗争正在激烈进行，她一面积极参加政治斗争，一面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同时还刻苦研究俄语。所以在革命理论方面，没有能集中精力学习，所知道得还不多，可以说是沧海之一粟，这一“粟”也快要讲完了。她让我再找书看，好好自学。
记得当时我对她说：“你自以为是沧海之一粟，我却感到犹如爬珠穆朗玛峰，尽力攀登还不知何时能达到峰顶。”
她听了很高兴地对我说：“你将来如能到苏联去学习几年，回来我们再在一起工作，我还得跟你学习，你所学得的可能真成为珠穆朗玛峰了，我还得继续像你这时一样努力攀登。”
经过多日，我在党内同志、乐天照相馆的孙乐天家里，借到一本布哈林的著作、译成中文的《列宁主义初步》。她看到了，问我是从哪里借的，我对她如实讲了。她告诉我，布哈林已经成了右派，他的著作在苏联已被禁止阅读，只可作为研究参考，不能认为他写的都正确。
1932年冬天，哈尔滨比往年要冷，大雪降了几尺深，天空还是冻云不散，经常北风呼啸，雪花时飘。我住的单身宿舍在一幢二层楼上，是同邻居共烧一个壁炉取暖。这个邻居是《五日画报》社社长王岐山夫妇。他们夫妇不常在家，他们有时不生炉火，我也不做；所以宿舍就常冷冰冰的，寒气逼人。我那时穿一件呢大衣并不感到怎么冷，可是赵一曼每次来时都穿着皮大衣，还说我的宿舍像冰窖。有一次她批评我懒，要去代我烧壁炉，我感到难为情，就开始经常把壁炉烧得很暖。
传授地下斗争经验
一天午间，赵一曼同志正在和我谈话，有个女人没有敲门就推门进来，看见赵一曼，愣了一下，向我挤了挤眼就退回去了。赵一曼感到很奇怪。我告诉她，这是邻居王岐山的小女人，人很年轻，也很风骚。赵一曼说她看过《五日画报》常登一些时髦女人的相片，有些文字也不怎么进步。王岐山能爱上这样一个女孩子，也可见其为人。她还问《国际协报》编辑长王研石和王岐山是不是弟兄，我说不是，有个外勤记者叫王凤山的，他们是弟兄。
赵一曼说，她常看见王研石在大街上，拎着一个文明杖，有一种绅士派头。我说王研石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过，他是有意摆架子，内心是爱国的，不甘心做亡国奴。他曾向关内报纸发过不少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报道。赵一曼告诉我，只要是一个真正爱国的人，就应该团结他，让他走上革命道路。
一天深夜，我睡得正熟，被一阵急促敲门声惊醒。我立刻打开灯，没顾得上穿衣服，只穿一条短裤，赤着身子就去开门。门一开，就有一个面貌似曾相识的日本人，用冰冷的勃朗宁枪口触到我的胸膛，我急忙闪在一边。跟在他身后进来的有两个朝鲜族人，一个中国人，我都未见过。他们站在屋里巡视了一番，见只是我一人，那个中国人拿着一张相片，看看相片，又看看我，对那个日本人说了两句什么，这几个人就都转身向门外走去。我关上了门，听见他们又在敲邻居的门，声音也是很急促、很大。
我躺在床上，不晓得这些日伪走狗是什么意图，却感到很庆幸，他们在室内没有进行搜查，因在我的床铺下还藏有党让我转发的几本文件和一捆传单。如果被他们搜查发现，我就不得安生了。
第二天上班，听同事们议论，才知道敌人是在搜寻一个被绑架隐藏起来的人。
这天下午，赵一曼来找我，我对她讲了昨夜的事。她叫我不要再在报社宿舍里住，最好找一俄国人家租一住处，那样比较安全。她说，她就住在俄国一个老太婆家。这个老人只有一个女儿，不幸死了，老人就将女儿的卧室租给了她。卧室的一切陈设都没有变动，老人像对自己女儿一样照顾她的生活。老人感到安慰，她也感到幸福。老人很富裕，一切费用都收得很少。看她衣服不多，还将自己女儿生前用过和没用过的衣服借给她穿。她说，她穿的这件皮大衣就是那位老人借给她的，她不穿，老人还说，你挨冻，我心疼。
根据赵一曼的意见，我去了几个俄国人家打问，都没有找到可住的地方，就搬到马街一个波兰女人开设的瓦尔沙瓦小旅馆租了一个房间。这个小旅馆房间不多，地址又偏僻，旅客很少，生意也很萧条。日伪的宪兵警察、暗探特务都不注意。我住在那里以后，金伯阳去看我几次，他知道了这种情况，也在我的房间对面租了一个房间。他住在那里不久，又有一位叫吴健的同志来和他同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