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我采集“学习雷锋”题词经过
作者：纪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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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林克的文稿，使我更感到能挖出这份史料的不易与珍贵，以及林克认真求实的精神。几年之后，当获知林克同志病逝时，我非常难过。
周总理两次题词的过程
早在我们走访《中国青年》杂志社时，就已初步摸清周恩来总理曾前后两次为学雷锋题词的情况，但总感觉过程不那么完整细致。
关于周总理的第一次题词，《中国青年》杂志社几位总编、编辑介绍得非常详细；但总理的第二次题词，因为是解放军总政治部首长特约的，是在《解放军报》首先刊登的，《中国青年》杂志社的同志就不很清楚了。
当时邢方群是这样介绍的：“我们在提出请毛主席为雷锋同志题词的同时，也向周恩来总理发出了请求题词的信。周总理的题词是早于毛主席的题词先送到了编辑部，题词是：‘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刊在《中国青年》‘学习雷锋专刊’上。”“同一期《中国青年》专辑，还刊登了几位老一辈革命家应编辑部之请所写的诗文。如，董必武送来了《歌咏雷锋同志》的诗：‘有众读毛选，雷锋特认真；不惟明字句，而且得精神。阶级观清楚，劳动念朴纯；螺丝钉不锈，历史色长新。只作平常事，皆成巨丽珍；普通一战士，生活为人民’。谢觉哉在北京医院住院期间，还写了散文《读雷锋同志的日记摘抄》，以及一首《学雷锋》的诗：‘曾云六亿舜尧群，崛起平民迥不同。谈到做到心意广，神州处处学雷锋。’还有，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接到编辑部约稿信后，特地组成专门班子研究，很快写出了‘《学习雷锋》——写给《中国青年》’的专文，精辟地分析了雷锋同志的崇高思想和优秀品格。”
关于周总理第二次为学雷锋题词，邢方群说：“当年，《中国青年》杂志社首先得到毛主席手写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后，周总理又接到解放军总政首长亲自写信，再次约请总理题词在《解放军报》上刊发。于是，周总理就让他的秘书打电话问我们：‘听说主席已为《中国青年》题词，请问主席题词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把主席题词的内容如实作了报告后，周总理才又作了第二次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邢方群强调说：“显然，这是周总理在了解到毛主席的题词内容后，经过深思熟虑，对向雷锋同志学习什么，作出了具体阐述，这就为广大青年进一步指明了学习方向。”
关于周恩来第二次提词高度概括的4句话，我意外地在原《中国青年》杂志社前任思想修养编辑组组长王江云那里得到了答复。王江云说：“您问的这个问题，正是当年我们编辑组全组同志都非常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记得，有一次，我们前去拜访邓大姐时，曾向邓大姐问过这件事。邓大姐谈到总理为学雷锋第二次写题词经过时说：‘已经是深夜了，他又一次翻看了雷锋日记摘抄，然后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沉思了近一个多小时，才坐下来写题词。显然，总理是根据毛主席题词的内涵，经过了深思熟虑，高度概括了应该向雷锋同志学习什么，为广大青年指明了具体的学习方向。’”
就探索周总理第二次为学雷锋题词的经过，在我们采访前新华社辽宁分社政教组长佟希文时，还得到了另外一种说法。据介绍，那时辽宁分社记者佟希文、雷润明采写的长篇通讯《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于1963年2月8日在《人民日报》二版发表。同日，该报五版还刊登了《雷锋日记摘抄》和雷锋的一些照片等。不久，《人民日报》社总编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给辽宁分社社长鲁蛮打来电话。因是询问有关雷锋日记的事，鲁蛮即让佟希文直接回答。吴冷西在电话里讲：“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读了雷锋事迹通讯报道和他的日记摘抄，他们都很感动，认为雷锋是青年好榜样，日记也写得很好。总理要求报社认真核实，要搞清楚。哪些是雷锋自己的话，哪些是他摘记别人的话。别人的话一定要注明出处。事后，佟希文向沈阳军区有关领导汇报了吴冷西电话谈的基本意思。军区还根据总政的指示，组织专人对雷锋日记进行了认真核对整理。
佟希文还介绍说：“不久，新华总社来电说，近日内，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老一辈革命家为学雷锋题词将要陆续公开发表，希望辽宁分社尽快再赶写一篇标准通讯，以便配合毛主席题词手迹的传真照片和周总理等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题词向全国各报、台播发。”
在获得以上有关资料之后，我们想起还有一个重要环节的史料尚未“挖掘”，这就是《解放军报》编辑部。
可是，当我们向《解放军报》社和总政机关有关部门同志询问27年前发生的这一事情时，他们都回答：“不清楚”。后来，在军报社找到了一位已离职多年的老同志，他说：“最有资格回答当年这一段史实的，就是目前尚健在的《解放军报》社前任副总编兼总编室主任吕梁同志，因为军报首发中央首长题词那天，正是吕梁同志值夜班。”但吕梁因突患脑血栓病症，在北京301医院住院。无奈，我们只能设法找到了吕梁的秘书。在电话中这位年轻秘书回答得非常干脆：“……我们首长病情很严重。这几天，病情虽说有些好转，每天还在打点滴。说话都非常吃力，请他写文章，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怎么办？只能怪我们“抢救”史料来晚了一步。
大约是1９91年1月中下旬的某天中午，我忽然接到从北京301医院打来的电话，这是吕梁的秘书。他急忙忙地说道：“首长知道了您请他写文章的事，他并没有作任何表示。最近，当他打完点滴后，就向我要笔和纸。我问他：‘你要写什么？’他说：‘约我写关于总理的事，我脑子出血也要写。’我说：‘您病情刚好转，再动脑有危险。您若想写，可以一天讲一小段，我给您记。’首长说：‘不行。是写总理的事，必须我亲自写，谁也不能代笔。’就这样，他想了很长时间，也写了很长时间。手指还颤动，有些字，你们也可能看不清……”
听了吕梁秘书的陈述，我深受感动。因担心出版社已经开机印刷了，忙问：“吕梁同志写了多少字？”秘书答：“大概有600多个字吧……”我又说：“好在字数不多，邮寄也来不及了。可否你现在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念，我这边记录。然后，将编辑过的打字稿，再寄给吕梁同志审定？”秘书同意。
当我们把记录下来的624个字的文稿，急忙送到沈阳白山出版社时（当时《回顾学雷锋活动的起源和发展》一书已在这时发排），责任编辑李之熙说，该书有些文稿已在排印之中。因而，吕梁的文稿是最后插入书稿中去的。
吕梁的文稿这样记述：
“……在周总理的题词即将见报前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解放军报社两位领导同志从中央军委礼堂打来电话对我讲：周总理正在这里参加晚会，总理对他们（注：指对军报领导同志）说，他为学雷锋题词拟了四句话：‘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总理说，他感到第四句还需要斟酌，希望能像前三句一样（“憎爱”、“言行”、“公私”），把矛盾的两个方面具体表述出来，要求军报的同志帮他推敲修改一下。因为时间紧急，要我在一个小时内提出修改意见。我连忙召集夜班的同志们研究，大家想了好几个修改方案，经过反复比较，感到所有方案都不理想，没有达到总理预期的要求，我也深感惭愧。
“此后，每当我重读周总理的这一题词，都不仅感到题词的内容深刻、具体，而且，总理的那种字斟句酌的严谨精神，虚怀若谷、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每每都浮现在我的面前，给我以教育和鞭策。”
1991年2月，《回顾学雷锋活动的起源和发展》一书，在白山出版社终于顺利出版发行了。
责任编辑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