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一个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作者：张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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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队员过年节（端午和中秋两节）严守“几不吃”，派到哪家饭，户主也不准给做细粮，猪肉、粉条都不准吃，即保持“吃素”。可是到了这年中秋节，农村对传统节日十分看重，哪家也得买点儿肉，吃顿细粮，改善一下。我与田德怕因我们吃派饭，影响社员过节，所以这顿饭只好推辞不吃。可我们两个大小伙子一顿不吃也饿，于是田德想个办法，用四两粮票六角钱在供销社买了一斤饼干。因为吃饼干得喝点水，便走到街头一家饭馆要了两大碗半开不开的白水。但第二天我们在大队开会，有人反映我俩腐化过节下饭馆，当时我俩怎么解释都不行。
这一年东北大秋已到，农作物就是高粱、玉米。一天我们参加农民秋收，割高粱，每人一把镰刀，长把子约80公分，因为割高粱必须几条垄，左手一拢，右手拿镰刀，唰唰唰十几棵就搁倒了，多的可拢过20多棵，一下放倒成了小半捆。搞社教是与队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谓之“三同”。农民割多少，我也得割多少，否则就是不同了。我的年龄和村里社员小青年差不多，但干农活，无论力气、技术都与之相差甚远。开割不一会儿，小青年拉我几米远，没办法，只好他们先干完，我迟收工也得割完，为的是保持“三同”。
我们工作队的组成，从市级领导到局级领导，再下层就是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和在乡下搞过社教的知识青年。我虽然是学工科毕业的，多少也善言词，当时写文章不觉费力。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席卷农村了，学校出现了红卫兵。刘家窑生产队刘队长是下中农出身，“四不清”时反映他常吃吃喝喝，据说经常吃粘米饼子喝烧酒（实际是东北粘米面做的带有红豆的饼子，酒是乡下高粱烧的土酒，八角钱一葡萄糖瓶），贫下中农让他当众检查，我考虑他是贫下中农，这么点儿事好过关，于是让田德为他写一份材料。刘队长初小文化，念念稿应该没问题。结果田德写稿为了随潮流，开头都引用毛主席语录，以示突出毛泽东思想。做检查的稿件开头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田德简单就每句写了4个字的开头，后面加上省略号，以为刘队长念起来没问题。但大会开始，众人洗耳静听，刘队长念：“四海翻腾腾腾腾，五洲震荡荡荡荡……”众人愕然，继而轰声四起，“刘××篡改毛主席诗词！”“打着红旗反红旗！”喊声大作。当时我又急又哭笑不得，为了稳住阵势，我走到刘队长旁小声说：“别慌！”又转身高声：“社员同志们，这个稿子上主席的两句诗是简写的，刘队长紧张念走嘴了！”雷姓总想搞垮刘姓，小题大做地散布工作组保皇！我知道后在一次会上解释：“我们社教是有政策的，刘队长充其量是股级干部，不是什么皇！批判干部要出于公心，治病救人，不要无限上纲！”不到短短两个月，文革时髦话我也会了。
我在刘家窑参加社教整整100天，文革大潮又在农村卷起一浪，造反派称我们是“刘邓路线”的工作队，于是在1967年1月13日晚6点，全公社工作人员集合在马鞍山公社院内，吃罢工作队最后一顿晚餐，大家都戴上了“红卫兵”红袖标，坐上解放大卡车，在东北寒风凛冽的深夜12点，离开了马鞍山公社，各自返回四平所在工作岗位。
省农机荒废专业8年
我1964年8月上班，次年8月转正技术员，搞了一段城市“四清”，百天农村“社教”，接下来搞近一年多技术工作，全是工艺性质，但不是内燃机制造工艺。我感到在大学学的全是基础技术课，真正的本事是需要实践中锻炼获取。但1966年文革后，与日俱乱，“打倒走资派”、“砸碎反动权威的狗头”、“臭老九滚出去”等等一片吼叫声，派系林立，武斗四起，工厂瘫痪。单身大楼被另一支造反派占据成炮楼。我们宿舍共7人，只有董万宝结婚后家属调入四平，其余6人都是夫妻两地生活。无奈，在食宿最困难而且危险的时刻，董万宝夫妇把我们6个“光棍”接到他家吃住。他住楼房，除了一间12平方米的卧室，其余是两家一个厨房，合用一个厕所的单元房。那时住房即使是夫妻俩也不用双人床，在东北住楼房有的是火炕。董万宝家是顺窗户一片木板坑，晚上睡我们6个男人，他们夫妇在地上安放一块木块，挡一块布帘，凑合睡。老董比我年长3岁，我们6人就是他的小兄弟。住了两日，武斗劲过了点儿，大家考虑工厂复工已困难，长此下去，既不方便又不安全，于是商议各奔他乡。我回到爱人工作地辽宁省凌源县河坎地区医院，是个大山沟。我和爱人在医院附近租一间农户房子，算是暂时安了家。1968年3月25日，我的第一个男孩在河坎地区医院出生。
到1969年暑期，我在大山沟实在是呆不下去了。那时通信不便，只能打电报，但据悉四平武斗不止，电报也不通。因为惦记回单位上班，所以铤而走险，乘火车返回四平。离工厂一里地的四平药厂是董万宝夫人单位，他夫人的工作是收发值班，所以找她非常方便，我下了火车就到了她的收发室。她见我很惊讶：“都什么时候，不好好在家带孩子，跑回来干什么？听说最近一次大武斗要开始了，你没收到二董（万宝）给你的信么？你快回去，工厂大开工，会给你去信的。快回！”
我当即返回火车站，乘下午火车往回返。一直到毛主席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号召“革命大联合”，进行“斗批改”，到了“改”的阶段的1970年左右，工厂才大开工。我们216人的技术办公室，只有两名中专生和3名技术工人留守，其余全部下放车间基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我被分到成装车间钳工班。这班原有工人7名，下放到组上的技术员则达10人，我被分到小组平衡段。这道工序是平衡康因运转系统的皮带轮，公差是三钱重，差一点儿运动皮带即断，皮带都是从天津外购来的，每条200余元。这活交我干，两年没有半点差错，所以工厂大喇叭每天广播我是“可改造好的知识分子”，黑板报宣传也常有表扬我的报道。工厂的军代表是3816空军政委，京剧样板戏唱得好，正巧我喜欢京剧，经常搞军民联欢，军政委也对我有好感，知识分子的印象也随着“老九不能走”的落实政策的呼声逐渐好起来。车间“三结合”时，军代表有意让我结合到技术组去，并且通过工人代表透露给我消息。
说实在的，当时我个人生活十分困难，1967年6月结婚时，夫妻两地生活，加之爱人受两个家庭连累，在单位受迫害，白天挨批判，晚上还得夜诊；河坎地区是山区，夜间来人叩诊，不管认识不认识就得赶紧出诊；孩子不满周岁没人带，怕孩子夜间醒，只好走前给孩子打针安定药，等回来快天亮了，孩子还不醒，而一旦有病，我身隔千里也得往回跑，每年的大部分工资都交给铁道部了（打火车票了）。就这样，我荫生调动工作之念，哪怕是艰苦地方，只要夫妻俩调一起就行了，不然我走“五七道路”也行。但当时我在单位是干活的一把好手，走“五七道路”当时被认为是“甩包袱”，我还无缘兑现。实在没办法，我求爱人单位把她调到我家或她家附近，当赤脚医生也行，以便有人照看孩子；但这些都不能实现。无奈之下，我爱人在1969年冬天一次病中带着我一岁的长子离职了，回到了她的老家。军代表找我就“三结合”之事谈话时，听了我的诉说，十分同情，答应了我的请求，于是我在省农机厂工作8年之后，经过多方努力调到一个三线厂，一机部管辖下的吉林省柴油机厂（今址在吉林省榆树市）。受人之恩，永世难忘，至今我还怀念那位大高个子3816首长，他若健在恐怕近九旬高龄了。
第二故乡榆树10年
1972年5月，我只身从四平调往榆树新建的三线厂。此厂归省机械厅管辖。我去榆树的目的一是结合专业，二是解决夫妻两地，期盼家庭团圆。三线厂的建址在榆树县东大庙，工厂的技术和管理人员来自全国各地，厂领导几乎全部是吉林省插队“五七道路”的省直老领导，“解放了”就任新单位，技术人员绝大部分是老五届大学毕业生（即1966—1970届毕业生）。我是文革前毕业，又是内燃机专业，有8年的工作实践（实际因文革所误，没有什么实践），所以厂党委书记王洪举很器重我。他原是吉林省总工会主席，下放农村，“解放”后被抽调到新建厂任一把手的。当时，建厂急于出样机产品，我即全力以赴投入工作。当知我是两地生活单身一人时，王书记十分关心，安慰我好好工作，一定解决我的家庭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