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一个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作者：张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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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分配到东北
1964年8月，我毕业于天津工学院（今河北工业大学前身）农业机械系内燃机专业。那时的大学毕业生都是全国分配的，即全国本科以上的高校应届毕业生的分配，都预先统计在国家教育部（当时教育部部长是杨秀峰），根据全国各地人才需用情况，结合自己毕业去向的选定，做统一毕业分配计划。
记得1964年7月，天津很热，我们应届毕业生都集中在学院体育场，收听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工人俱乐部向全国应届高校毕业生讲话的录音报告，动员大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总理讲完之后，北京市市长彭真让大家会后讨论总理的讲话，消化总理的讲话精神，之后填报毕业分配志愿表。我因祖籍辽宁省锦西县（今葫芦岛市），所以系领导征求我毕业去向时，我要求去吉林省。这是因为当时家父教育我“要服从党的需要，男儿志在四方，不要离不开虹螺山（我老家有一名山为虹螺山，海拔2000米，在山顶能看见百里之外的锦州市古塔）”。我想吉林是辽宁邻省，既能听从祖国分配，又能遵行家父的嘱托。
当时班上大部分同学都愿去北京、天津、上海。这3个城市的工作、生活条件比一般城市强得多，尤其是参加工作后转正工资也比一般省会城市每月多3元。我班只有张殿和（天津蓟县人）分到哈尔滨市，刘湘（承德人）分到吉林市，刘宗德（吉林省公主岭人，时已结婚）和我被分配到吉林省农机厂（后来的四平联合收割机厂）。该厂归吉林省重工业厅管辖，当时厅长是赫赫有名的洪学智上将。众所周知，洪将军是在1959年“反右倾”时，受到彭德怀元帅的“牵连”，官职被贬，由当时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之职“下放”到吉林省的。洪学智上将被贬职后按正厅级对待。说到这里，我们的老厅长在他《洪学智回忆录》里都没有提到这些往事，可他这段时间若不到吉林省重工业厅任职，我也无缘与他相识。
有幸认识洪学智
吉林省农机厂是洪学智厅长一手苦心筹建的康拜因Ｃ－Ｋ3联合收割机厂，它对农业机械化的贡献是有口皆碑的。该厂坐落在吉林省英雄城四平市道东一至八马路，有2000多职工，是省重工业厅所属大厂之一。我是学内燃机专业的，但省农机厂产品，主要是北京内燃机总厂生产的4125柴油机，我厂只生产底盘，所以毕业见习只能分配在厂供销科的汽车队实习。因为车队很大，有解放牌卡车十几辆（即苏联的基尔型），还有一辆南京嘎斯（也是苏联嘎斯型产品），还有几台铁牛—40拖拉机，是供销科拉材料用的。我与刘宗德、杜希孟（吉林工业大学内燃机专业毕业，辽宁省盖县人）就分到供销科直属的汽车队，实际结合专业就是修车，而且是小修和中修，因为大修设备不全，所以就学以致用来讲，实在有限。但是只要用心，哪里都有学问。首先是向工人师傅学习，当时讲“三结合”，即干部、工人、知识分子三结合。车队师傅们很朴实、豪爽，对新来的大学生很器重。他们主动向我们学书本上的知识，我们则学习他们的实践真本事，车、铣、铆、钻、磨、钳等工种，我们都能亲自下手操作，还学开拖拉机和大卡车，忙得不亦乐乎。
一天，车队接厂办通知，洪学智厅长近日要来厂视察，厂里唯一一台华沙轿车必须检修好，准时接站。给小轿车检车时，须换车轮车壳，于是连夜修理。记得我和陈玉成师傅夜战一宿，终于修好了，试车没问题，次日早8点准时到火车站接从长春来的洪厅长。
洪厅长每月中旬都要检查工厂生产进度。这天他下车后即风尘仆仆来到厂俱乐部，全厂职工早集合在那里。厂领导每次都先请他作指示，老将军很直爽，当时他就来了一通批评，我记忆犹新：“省农机厂有三台好戏，月初‘天女散花’，月中‘徐策跑城’，月末‘夜战马超’，以后要均衡生产，不要总演这三出老戏。”又说，“不均衡生产，月初闲得要死，没活干，干点稀稀拉拉的活（天女散花）；月中着急了，抢进度东跑西奔（徐策跑城）；月末书记厂长大小干部齐上阵（装车），12点前必须完成任务（过12点就算是下个月一号的任务了，故曰夜战马超），这种干法怎能保证产品质量？”洪厅长这些话至今仍在我耳边响动。我在工厂工作共26年，始终铭记老厅长的话，无论是设计工艺或是下放车间时自己去干，一定不能有丝毫马虎。
洪厅长报告完之后，没吃中午饭就返回长春（那时还没有请领导吃饭的习惯）。我担心送他这台华沙车有毛病，所以和陈师傅开着解放卡车在后面跟着。幸好只有3里路，老天保佑，到站平安。洪厅长看到紧跟一台解放卡车，车上下来两个年青人（陈师傅当年30岁，我23岁），就问厂长：这是怎么回事？程厂长说：“这台小车刚修好，跟来一位师傅和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并说了我们二人的姓名。洪厅长哈哈大笑说：“跟来两个跟包的！”他伸手和陈师傅握手，然后和我握手，并高兴地说：“车很好！”
参加农村社教工作队
我参加了不到半年的城市“四清”的经济清查，就被分到工厂技术办公室。该室很大，共有技术员216人。我被分到技术组，共13人，组长是位八级工人出身的工程师叫史凤鸣，大家都称“史工”，其余就是六三届大学毕业生。那时早一年工作都称师傅。我做了大约半年技术工作之后，工厂抽调我去农村搞“社教”。当时培养干部如若是大学毕业，搞几年社教，去几年党校，乃为仕途必由之路，但对我来说不在此列。因为我一不想入党二不想当官，只是当时有的社教队员连搞几次社教，身体累垮了，找我是为了当个替补队员。于是我参加了1966年秋季（国庆节后进点）农村社教工作队，进驻吉林省伊通县马鞍山公社马鞍山大队刘家窑生产队，公社社教队长是四平地委副书记王一凡，大队社教队长是四平市建设银行行长周应龙和四平市轻工业局局长张同，张兼生产队队长负责蹲点，我和吉林省东辽县一位知识青年田德为生产队具体工作队员。我初入农村搞运动，一窍不通。农村首先要搞清本村人与人之间关系，刘家窑是雷、刘两姓小村，而且历来雷姓刘姓势不两立，互不通婚，始终矛盾不解。这种情况给社教带来麻烦，当时搞村里干部“四不清”问题，雷姓说是刘姓便否，刘姓说有雷姓则无，真是“两悟空对打，搞不清真假”。
“四清”工作队人员纪律严明，只能住贫下中农成分的家庭。我和田德、张同住在贫农雷德福家，这家3间草房，没有院墙，推门就是野地一片，外屋一间伙房，半间为猪窝，因为吉林农村冬季太冷，最冷为零下30多度，怕猪掉膘，只能放在屋内；外屋第二间为房东。雷家父亲时年70有余，在生产队放猪，雷德福和妻子都已40多岁，才有一个不满周岁的男婴。我们工作组住里屋火炕上，地下夜间有狗和羊。时已秋下，炕上有跳蚤，睡一夜咬得我们满身红色，痛痒不止，终日挠痒，很快流水成疮。每夜人与牲畜共寝，加上外房婴儿无奶，整夜饿而啼哭，真是彻夜难眠。
每月吃的是百家饭，在贫下中农家轮户吃，每户一天六角钱一斤粮票；工作队有规定，不准吃大米、白面、猪肉、粉条，当然鱼虾更谈不上。每月集中到公社集训，实际是工作队员肚子太苦了，集中一起改善伙食，大米饭猪肉粉条管够，使劲造（东北话，意为使劲吃）。由于整月不见油水，猛吃一顿油星，肠胃不适，加上当时喝水只喝井打凉水，吉林农村的水井都没有盖，风沙又大，什么东西只要能刮到井里都浮在水面一层，井里有蛤蟆是不足为奇的，这样的水一喝，多半坏肚子。我当时不足25岁，脾胃又不好，每每一改善，就得闹几天病。房东以后都知道我从县城回来准闹肚子疼，每到这时房东大嫂偷偷地下点玉米面汤，放上姜丝葱花儿，让我喝完之后爬在火炕上热肚皮。这一土招儿还真灵验。房东大嫂心疼地说：“城里人哪受过这个苦，你来这一个多月，脸上瘦了一圈儿！”如今40多年过去了，她说这话时那朴实又亲切的音容笑貌犹如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