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一个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作者：张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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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夜以继日地研究和制作新产品Ｘ－4105柴油机，经过5个月的跑合试车后，1972年底带着样机去长春吉林工业大学参加东三省Ｘ－4105柴油机比试，有黑龙江哈尔滨柴油机厂1台，长春拖拉机厂1台，我们厂1台。在3台比试中，我厂的评为第一名，报省厅和一机部，皆受到部、厅电话表扬，并根据榆柴实力，同意批量生产鉴定。厂领导得知捷报不胜欢喜。这一年冬天，我爱人和孩子的户口在王书记关照下，从老家迁到榆树镇。1973年1月3日，工厂分给我一套住房，据说在全厂分配的46户住房中，厂领导给我排到第一号，别提我有多高兴和多感激了。
1976年10月，打倒了“四人帮”之后，全国开展平反文革期间冤假错案。此时，王洪举书记官复原职，回到长春市任省总工会主席，我厂又来了一位孙玉文书记。他注意文革中被迫害或受株连的同志。一次下班后我去车间看试车，碰到了孙书记。他问我：“小张，听说你爱人文革中被迫回家，现在中央有政策，你找找。”我说：“事隔十年了，怎么找哇？”孙书记说：“你可以给中央写信，直接给邓小平写信，能解决。写信要用挂号寄去，准能收到，且能有回复。”我真的动了心，因为我爱人时年刚刚32岁，在医专念书，成绩是前5名，毕业几年后，在医疗上内外中西医科崭露头角，不然，小小年纪怎么批了“反动权威”帽子呢？家庭夫妻两地分居艰苦是客观，主要还是政治压力，离职实在可惜，加之我爱人当时复职心切，于是我斗胆给当时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写了一封信，说明我爱人情况，要求在政策允许下恢复工作，并用挂号寄出。
时隔3个月，我有机会去北京公出，途径辽宁省凌源县时，去县信访打听是否有回音。当时，查到信访底录，说有回音，让我去卫生局打问。我去了县卫生局，因我是远方的客人，局长亲自接待我，并让我看我给任仲夷书写的信，有任书记用毛笔亲批：“请当地核查，若情况属实，恢复原职工作。”我一见这批示，心里有了底，但因我们远隔千里工作在外，如何得以实现“复职”呢？当时我已有第二个儿子，还不到一岁。正值吉林数九寒冬，零下近30度，我与爱人商议，让她带二孩子，回凌源办复职，我带大孩子在家。我爱人去凌源一个月，在党的政策关照下，没有托人求情，顺利地办成了复职。然后从凌源人事部门按程序办理调动到吉林动力机厂。按正规手续须经省厅人事处审批，再开调令；因为厂领导太了解我们夫妻两人了，书记告诉厂人事科小朱：“开调令，安排厂职工医院，档案慢慢寄来即可，审档免了。”当小朱把消息告诉我时，我与爱人激动不已，表示要把全部力量献给厂，报答党对我的关照。
我们在榆树工作了10年，在平凡的技术岗位上，可以说尽职尽责。我爱人在职工医院，无论门诊还是轮班病房，对病人认真负责，尤其是本厂领导及家属来看病，觉得信得过。忽有一天，内科病房来了一位年仅18岁的姑娘，陪床的老太太说话山东口音，正值我爱人值班，经细心打听，姑娘被她家附近小流氓用刀扎伤，之后，这个流氓通过手段倒打一耙，致使被告取保回家，原告成被告，并将其女告上法庭。老太太是她母亲，而且经一审，母女败诉，老人急得几天吃不下饭，姑娘又身遭重伤，黑白颠倒，有苦无处申诉。我爱人听了觉得十分同情，回家把事情学给我，并想上晚班时给老太太和姑娘送点吃的好去安慰。我听了十分气愤，和爱人商量：“你把老太太偷偷领回家，问好详情，若情况属实，我帮她县府告状，还人清白。”
老太太如泣如诉讲她的遭遇。原来老太太一家3口，1个儿子1个女儿，在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一家4口（老头在60年代初去世），从山东老家迁来榆树县泗河公社，姑娘十六七时被当地一个小伙（即前面所说的小流氓）看中，但老太太与其兄长不同意，其因是男方一厢情愿，对方人品太差。小流氓用尽手段，久求不得，怀恨在心，一天晚上生产队下班，姑娘回家，从高粱地里钻出一人，将姑娘撕扯在地，意欲不轨。姑娘拼死挣扎，流氓不得其逞，竟穷凶极恶，连捅背腹5刀，逃之夭夭。之后，恶人先告状，声称“赖婚”，纠集本土泼皮，串通县城里歪官，反将受害母女告上公堂。一审终结，黑白颠倒，致使老人气愤不平，寻机上诉，讨回公道。我将老人诉述，一一记录，念给她听，她自觉无误，我劝她几语，静听后音，我爱人便把她领回医院病房。有的朋友劝我，你也是外乡人，不沾亲带故帮别人打官司，别惹麻烦。我想，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公有人管，我是帮定了！我拿着老太太诉说的材料，找到了榆树县政法委书记赵永吉。此人是吉林工学院1967年热处理专业毕业生，建榆柴厂初期我们都是外地来厂工作的技术员。我将材料交给赵，要求他核实材料为民申冤，以正视听。他满口答应“一定审理清”。1980年夏季一个周日，我在宿舍前院内乘凉，忽然见一陌生年青农民推门而入，当得知是我的时候，他顿时拜倒在地：“我是你替我们申诉状那家老太太的儿子。”小伙子说上个周日，县里开了审判大会，我们的案子翻过来了，害我妹妹的那小子被判了8年。他是向我家来表示感谢来的。那时的感谢，就是这么几句话，但渗透在心田中的慰藉又是那么持久！
“老九”的心声
1975年１1月，吉林省科技情报会在通辽市（今通辽已划归内蒙古）召开。来自全省各市的主管科技情报人员每年一次年会，当时政治气候正在“批林批孔批宋江”，“四人帮”已在全国各地不得人心，而且提起来，尤其是在知识分子心目中对他们恨之入骨。但不敢公开议论，一句话不小心，就会闯大祸。但在背后，这些“臭老九”则特爱议论，同时对邓小平打抱不平，并议论期盼邓小平复出之事。长春拖拉机厂设计科技术员张明远，河南人，华中工学院1959年毕业生，比我年长5岁，为人正直，在宿舍大家坦诚直言，他半开玩笑也是认真地说：“邓大人复出，你们都是大大的（他竖起大拇指示意），若那哥儿几个（指‘四人帮’）上台，你们就这个（他用手做了一个枪毙手势）。”他又议论道，“谁说我们知识分子臭，你看我们忧国忧民，伸张正义，唾骂邪恶，都是人才。可都和邓大人一样，时运不济啊！”
19９9年夏季，已来石家庄市工作17年的我，去吉林省学习考察组织换届，和吉林省政协副主席伍龙章晚餐时，打听是否知道张明远现在何处。伍问：“你认识他？”我把25年前通辽一见这些话说给他，他当即与张明远联系。张明远一听是25年前通辽那一席话的对话人，从石家庄来看他，当即赶到宾馆见面。张明远一进大厅，我们就热烈握手，提起一别25年，也没忘那几句话。他说：“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多好哇，你说我们原来都互不相识，见面偷偷地说些心里话，假若有一个去告密，谁也别想活着。”我问他这25年大概情况。他说：“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我由普遍技术员，入了党，提了干，当了厂总工程师，之后提拔到长春市主管工业副市长，又当了一届常务副市长，现在是长春市人大主任，已经两届了。”我也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笑道：“当年我就说过，邓小平若复出，我们是大大的了！”他问我什么时间离开长春，我说只住两日。他要请我们吃饭，打听正餐已安排满了，他说：“正餐满了，我安排后天早餐，我请你喝粥行吧？”我欣然同意。
招贤来到石家庄
我在吉林工作了１8年，成家立业，已人到中年，本应保持稳定，尤其是在第二故乡，朋友同志甚多，工作生活均方便愉快。可到上世纪80年代初，我便产生要调往关内的念头，其一是前文提到的为陌生人打抱不平，我怕有人记恨在心，伺机报复，隐患存在，不如换换环境；二则老人在关内，我们兄妹4人，无一人在老人跟前。在80年代初，石家庄和全国各地一样，都注重招聘技术人员。由于毕业后在四平工作8年，与我当年一起分到四平工作的老同志和同学都是厂级或中层领导干部，他们听说我要调动，都愿意让我返回老厂。其中我的老友杜希孟带着64届老同学的意见，专程来到榆柴厂，劝我回老厂。经与家人商议，觉得言之有理，于是决定回四平老厂。因为四平、榆树两厂同属省机械局管，调动很快。1982年3月15日，我与爱人的工作、全家户口全部转回老厂，这时省农机厂已改名四平联合收割机厂。
不料，事情有变，在我搬迁移居的关键时刻，厂留给我的住房被人抢占了，厂有关领导出面也无济于事。此时，我只有以不变应万变，暂时不动家属，我去四平上班，吃住在厂招待所，边等石家庄柴油机厂我老同学的消息。1982年5月，石家庄市刘力夫市长在报上发布“招贤”，我得知消息后，即与四平厂领导商议，老厂长善解人意，同意我的意见，派厂人事处干部专程给我跑调动。1982年7月31日晚，我全家4口由东北调来石家庄柴油机厂。自此我在柴油机厂研究所搞产品设计8年。
至此，我从出校门到工厂，在工业企业工作26年，又到机关工作１７年（1990年5月我调入机关，1998年任石家庄市政协副主席至今）。40年弹指一挥间，经历虽平凡，但感慨颇多。在我离别工作岗位之际，以片断回忆，对多年培养我的各级领导和我的亲人、朋友们，表示由衷的感激之情！感谢党，感谢民建各级领导对我的关怀培养，感谢朋友，感谢亲人对我的支持帮助。
责任编辑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