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
作者：栗 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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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他对街长，这个城市最基层政权负责人的职责，有着更深层次的认识，当做一种历史的责任。他说：“工作千头万绪，保持清醒的头脑十分重要。政策对头是当务之急。建政之初，每一件工作政策性都很强，又是我们不熟悉的工作，不大懂，就边干边研究，边摸索，边改进，既费力，更费心。”
他对于站稳脚跟，也有深一层的认识。“取信于民，站稳脚跟，除了政策正确外，我们进城干部的表率作用也是相当重要的。让群众信服共产党，信服新生的人民政权，我们就得实心实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创业，不谋私利。”“我当街长8个月，亲身感受，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干部的表率作用是最有说服力的。”
当时生活相当艰苦，对干部要求很严格，纪律严明，但是，他们没有畏难情绪，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以苦为荣。最先被感动的是属下的闾长们，一个姓张的闾长就对杨法陶说：“开始，还以为你们是做样子给我们看，几个月过去了，天天这祥，知道是真的，世界上哪有这样傻的人，我看只有共产党才能做到。”
这是心的折服。也正因为如此，杨法陶才感叹：“他们内心服了我们，工作就好开展多了。”
这些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些再平凡不过的琐碎小事。但是，“润物细无声”。群众正是从这一点一滴的“小事”上，认识了共产党和共产党建立的这个城市政权，相信了各级政府和干部，由怀疑、观望变为信服、拥护。
也许，像杨法陶这样的街、区干部，因为在基层，天天和老百姓见面，事事处处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他们，无形中有了一种压力、一种监督约束，所以他们不敢懈怠。而那些职高位重的高层领导，毕竟和群众隔着一层，他们的举动，也就更牵挂人心。
那时的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都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当时干部配备规格很高，市委相当于边区区党委一级，区委书记、区长是地委书记和专员级，街是县级。中共中央为加强石家庄的工作，指示由“中央同志任市委书记”，先后由聂荣臻、李维汉兼任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接替李维汉任市委书记的刘秀峰，曾任中共平汉省委组织部长、中共晋察冀区党委宣传部长、民运部长，又在延安中央党务研究室，协助王若飞为党中央研究和指导敌后抗日根据地建党、建政、发动群众等各项方针政策，1946年任张家口市委书记。
对于这样的职高权重的高级领导干部来说，其资历、地位，使他们在进城后有资格享受更高的待遇；城市有比农村丰富的多的物资，使他们在进城后有条件去追求全新的生活；而其手中的权力，使他们在进城后有能力去追逐个人利益。这不是凭空想象，这是石家庄的老百姓从国民党接收大员们身上得来的结论。
但是，没用多久，市民们就惊奇地发现，这一结论，在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身上失灵了。
在采访中，我们听到了不少当时市领导清正廉洁的事迹，在翻阅历史资料中，也看到了不少关于他们殚精竭虑工作的忆述文字。正是这些往事，这些生活琐事，让石家庄的父老乡亲们亲眼看到了世界上真有一个不谋私利的党，一个廉明公正的政府，一群扑下身子为老百姓办事的“官员”，使许多人“初识共产党”，便“终身永不忘”，怀疑变成了信服，“白眼”变成了热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变成了怀念。
以首任市委书记毛铎为例。他学生时代投身革命，早在1932年受中共党组织派遣，以教员身份来到石家庄，在白色恐怖中开展工人运动，在铁路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了中共正太铁路工作委员会，并任书记。后任中共察哈尔省委宣传部长等职。这次重返石家庄，他丝毫没有胜利者、征服者的得意，有的只是责任和压力。据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他在生活方面一贯不搞特殊，处处以身作则。当时实行供给制，统一发服装、鞋袜。一次发鞋时，一般干部都发土布毛边底鞋，总务科为了照顾他，给他发了一双千层底鞋，他不要，坚持要和大家一样。并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的好心我是知道的，可你们不能支持我搞特殊。”一次，他老父亲从山西老家来石家庄看他，他吃小灶，他父亲随之吃小灶也合情理。但他却陪老人到大灶就餐。食堂管理人员加了两个炒菜，毛铎却坚持付了钱。毛铎对工作一丝不苟，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送饭来，不知热几次才能吃下。警卫员经常陪他工作到深夜，有时就在办公室睡着了，毛铎催警卫员去休息，自己却继续工作。一次他工作到凌晨，刚睡下半小时，有人来请示工作，警卫员说：“首长熬了几个通宵了，是否等天明再来。”他听见后，立刻爬起来，二话不说，和来人一起研究起工作。事后，他对警卫员说：“小鬼，要有点群众观点，下级来请示工作，还没见我的面，就把人家顶回去，这样不好，今后不管什么时候，不论干什么，只要我在，就要通知我。”他经常往下边跑，深入工厂、街道，走访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工商业者代表人物，了解工人、市民的生活情况和人民的情绪，解决疑难问题。下去时，也很少坐吉普车，路近就走，路远就骑自行车，也很少让警卫员随身。在恢复生产建设中，市委根据实际情况，向全市三大工厂（铁路大厂、大兴纱厂、炼焦厂）派出工作队，协助工作。毛铎亲自到铁路大厂蹲点，他协助成立铁路工会筹委会，亲自抓发展党组织工作，为了一个支部的建立，经常深入车间做工作，很快建立了各级基层党组织。
再看首任市长柯庆施。论资历、级别，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内唯一见过列宁的高级干部，1922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1931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7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统战部副部长。入城后，他的衣食住行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地步。据他当年的警卫员杨振华回忆，他穿的衣服大多有补丁，一年四季穿布鞋。冬天穿件破棉袄，袖口露着白棉花。当时实行供给制，干部伙食分大、中、小灶。他吃小灶，伙食很一般，和中灶差不多，即使后来形势好转，也是早餐馒头、米粥、酱菜、臭豆腐，中餐两菜一汤，肉并不每天都有，有时就是一个素菜。而他的新婚妻子却上大灶吃饭。凡是招待贵客，必先交代清楚要什么样的菜，既要客人吃好，又不浪费，也从不让爱人陪客吃饭。有时外出，到基层单位，赶不回机关吃饭，也不让基层单位招待，随便找个地方吃一点就行。他出行从来是轻“车”简从。除了长途，从不坐车，他又不会骑自行车，所以，总是步行，只带一个警卫员，沿街走，顺便连市容卫生也检查了。
市长的婚礼，当时也是一段佳话，至今许多老同志都津津乐道。1948年5月，经刘仁和华北联大副校长于力搭桥，柯庆施和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的于文兰谈上了恋爱，几个月后，上级批准结婚。
在市民们眼里，市长的婚事，不定有多铺张呢。何况那时已过了困难时期，有条件把婚事办得像模像样的了。
市长的婚礼如期举行了。在市长会客室，除了比平常窗明几净外，就是多了几十只椅凳、几把茶壶、几十个茶碗，市长拿出了3条香烟和半斤茶叶，又买了几斤花生、瓜子、糖果。华北局、市委、市政府，各区、局负责人30多人会聚一堂，一对新人被簇拥而出，依旧是一身旧装。荣高棠主持婚礼，主婚人董必武、于力讲话，接下来就是讲延安的战斗生活，唱陕北民歌，敲着搪瓷盆说快板书。第二天，新郎、新娘又走上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还有一件事，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8年4月的一天，新华社、《石家庄日报》等新闻单位5名记者采访柯庆施，记者们对好光圈，调好镜头，要给柯庆施照相，他却婉言拒绝了，说：“不要登我的相片，不要吹捧宣传我个人，要宣传党的政策，宣传模范代表，宣传在科学技术方面有发明创造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