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
作者：栗 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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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们，在石家庄树起了一座丰碑。没有强力胁迫，也不用类似国民党政权用党证、团证换自由出入卡子的“钓饵”术，石家庄的人民群众，正是从人民政府的官员们的这一件件、一桩桩平凡的小事中，不知不觉，认识了、接受了新的政权。
一位普通体育教师的感受，颇有代表性。他叫傅彬卿，石家庄市体委离休干部，曾任市政协委员、市民盟常委，他曾回忆：“最令人感动的是市级领导深入实际的领导作风。人民体育场当时是全市体育活动中心，许多领导经常来这里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毛铎书记、刘秀峰市长、臧伯平副市长等都是这样。每次来，都是步行，或到办公室聊聊，或去运动场转转，随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有时赶上比赛，人们会发现他们或者引颈观看，或是干脆就地一蹲，完全像普通老百姓，看不出像一个城市的主要领导。这种作风使我们受到鼓舞，给我们带来克服困难、开展工作的力量。每忆及此，我感到无限亲切，欣慰，实在令人怀念。”
生死与共
石家庄的解放，无疑是插在了国民党、蒋介石胸口上一把刀子，他没有一天忘掉要毁灭这座城市，除了派遣潜伏特务，暗杀、纵火，制造混乱外，就是凭借空中优势，派飞机狂轰滥炸，并伺机动用地面部队偷袭，妄图使石家庄变成焦土、废墟。
蒋介石机关算尽，以为不断地轰炸，派兵偷袭，就能制造混乱，威吓石家庄群众不跟共产党走，起到离散人心的作用。这对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是一次严峻考验，既考验政府的应变、管理能力，也检验政府和群众的关系。
确实，在开始，在一部分人的思想上，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波动。有的市民听信谣言，消极观望，有的抢购物资；有的知识分子不跟着转移；有的阻拦别人转移，甚至有人乘乱盗抢、破坏。
但是，随着备战工作深入开展，人民政府的所作所为，给石家庄的群众又一个认识人民政府的机会，人民群众普遍体会到了市政府真正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人民政府，政府和人民结下了生死与共的感情，把石家庄群众的心和人民政府拉得更近了，这大概是偷袭的策划者所始料不及的吧。
从1947年11月12日开始，国民党军的飞机就飞临石家庄上空，狂轰滥炸，目标主要是军政要地、电厂、大兴纱厂、焦化厂、铁路大厂、铁路以及居民区，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
尽管党政军机关是轰炸的首要目标，机关干部自身时刻处于危险之中，但是，市政府挺身而出，把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为了使人民群众的损失，特别是人员伤亡减低到最低限度，市政府做了大量防空、救护、救济工作。1948年2月成立了防空委员会，组建了防空总队，各区、街也组建了相应的防空救护队，动员机关、群众挖掘防空壕沟，做好防护准备。对受灾市民适当安置，并发给救济粮，死者给以棺木。柯庆施等市政府领导到医院慰问伤员，多次举行追悼会，悼念遭国民党飞机轰炸牺牲的烈士和死难同胞，号召全市人民化悲痛为力量，组织起来，重建家园。
敌机来袭时，各级干部不是先躲到安全地方，而是及时报警，先组织群众疏散、隐蔽。在每次敌机轰炸中，防空总队和各区街防护小队都能及时到位，维持防空秩序和实行警戒，挖掘被掩埋市民，及时送医院抢救。在历次大轰炸中，公安局虽然受损严重，全市几百名干警无一人脱离岗位，或坚守岗位，或奋不顾身地抢救群众。在各公安分局和派出所，干警们有的守护电话及时向上级报告情况，使公安系统的通信联络始终保持畅通。全市各交通要道、十字街口都有干警冒着轰炸，指挥群众疏散。有的负伤后，仍然坚持抢救群众。当时的消防队只有二十多人和两部日本老式消防车，他们冒着天上呼啸的炸弹、地上炸起几丈高的飞土和气浪的冲击，昼夜不停地救火、救人，哪里有爆炸火光就往哪里冲，使燃起的多起火灾未能成害。群众说：共产党的消防车也是救护车、救命车。
由于政府采取了积极的防空措施，虽然屡有损失，但市面平稳，民心安定。群众又看到，各级干部在生死关头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又一次体会到了共产党建立的政府，真正是与民生死与共的人民政府。
蒋介石并不满足于以空中轰炸给石家庄的破坏，而是处心积虑地策划地面奔袭。1948年5月，就策划了阎锡山、傅作义合袭石家庄的计划，因阎锡山损兵一师，傅作义惧怕，未敢轻举妄动，偷袭破产。10月，蒋介石又一次策划了偷袭石家庄的阴谋。
在粉碎蒋介石偷袭的备战工作中，市政府仍然首先考虑的是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
把保护技术人员和工人家属的安全作为重点，千方百计动员他们疏散转移，妥善安排衣食住行等问题，在驻地建立了食堂，成立托儿所。除个别高级职员、工程师、会计、技师没有跟随转移外，大多数技术人员都顺利转移到了安全地方。
保证青年学生的安全也是重点，号召和组织青年学生转移到山区，全市90％以上的青年学生愿意跟着走，大部分中学生转移到了赞皇山区。
同时，采取切实措施，维护社会秩序，保证人们群众的正常生活。安排部分干部和职工照常上班，坚守岗位，保证电话畅通，照常供电、供水。为了防止敌特、坏人的破坏和偷抢物资，稳定社会秩序，以警察和保安人员为骨干，市内组织起了4500余人参加的治安防护队，日夜巡逻。平抑市场物价，保证市民正常生活。备战消息于26日在报纸上刊载后，27日上午一些群众即开始争相抢购米面；一些投机商也乘机收买，致使米面价格猛涨，白面每袋由7000元（冀钞，下同）上涨到36000元，小米每斤由370元涨到600元，食油每斤由1350元涨到了1600元。出现这种情况后，有关部门及时采取对策，工商局、工商联合会、贸易公司召集粮店开会，商定价格，提出不能囤积。仅5天内，由公营贸易公司售出的面粉即达3500袋，小米19万斤；公营裕民公司在7天内也出售面粉15363袋，黑面22360斤，小麦10万斤。当时私人投机商每袋面涨到36000元，而公营商店则售价32000元，随后又逐步下降，这样就使粮价跌了下来，到28日涨价风平息。对于其他日用品，规定要留下相当数量的必需品供应市民；公营商店必须有人应对市面；公营企业必要时抛售平价物品；必须分散出售，并联合起来，打击私商囤积和操纵市场。经过这些工作，市场物价得以平抑。
这些措施，安定了社会和人心，使人民群众对政府有了更新的认识。现存一份1948年11月1日石家庄市公安局在国民党军偷袭石家庄时收集的社情信息，反映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态度。据此可以看出，各阶层群众通过这一事件，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多了一层了解，多了一分信任，也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信念。
一般工人群众都表示，只有跟着共产党、八路军走才是正路。战备中工人们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工务段为了紧急抢修，预计两天一夜任务，十个小时完成了。机务段有的工人为了完成抢运任务，曾四天四夜没下过机车。他们说：“先顾了公家的，再顾自家的。”工人马志广不顾敌机扫射，开走机车，保全了机车。
一向接近我们的积极分子，态度大多数坚决，不分昼夜，积极工作。七区一女积极分子，坏人威胁她：“你还那么积极。过两天国军来了，看你还积极不积极？”她驳斥：“我什么时候都这样积极。你别瞧现在天阴了，天阴了不一定下雨，就是下了雨，也还会有出日头的时候。”有的唯恐共产党走了不顾他们，再三叮嘱干部：“你们走了千万别忘了告诉我一声，我要跟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