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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
作者：栗 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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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群众对我们随时报告真实战况表示十分满意：“共产党有什么说什么，不像敌人被包围时还卖号外，欺编老百姓。”“对疏散、坚壁，多数想到是‘替老百姓想，关心、照顾老百姓’。”“只有共产党政府才这样对人民负责任。”政府大量抛售粮食平抑物价，群众说：“八路军真能牺牲一切，压低物价为咱老百姓。”
1948年11月12日，在石家庄解放周年纪念干部晚会上，市长刘秀峰在讲话中，总结战备工作，最重要的是政府和群众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群众看我们，我们看群众，还没有过像现在这样的心情”，“在群众方面，表现了热烈的拥护党和政府的号召，许多工友、职员拆卸机器，疏散物资，很多干部员工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工作。只有少数因家庭牵累，恐慌不愿走的。也有‘谁来也是吃饭做工’的思想，这种思想应该批评。只有极少数打击了干部与积极分子，阻拦别人转移，偷盗破坏的坏分子，这要处分。”“跟着转移出去的又回来的人不同了，真正成了一家人，他们的心情不同了，积极的更积极了。有特殊原因不能出去或表现消极的，要更积极地表现自己。至于犯了错误的，政府和厂方仍允许他们上工，更要积极表现自己，以改正错误，少数的受到了应得的处分，使正气发扬了，情绪无比高涨。一位工程师说，“‘这种情绪与效率是他自建厂以来从未见过的’。”“党与群众关系密切了，干部表现了高度的责任心，有些缺点，群众也能原谅了。”
这种变化，在后来的“增产补损”运动中，充分体现了出来。11月初备战结束，为了把损失弥补回来，全市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增产补损”运动。全市近30个公营企业积极投人到了竞赛运动中。各单位结合工人自发的热情，制定计划，进行挑战竞赛，使劳动效率成倍地增长。铁路大厂平均每天完成两个星期的复工计划，不仅补偿了备战的全部损失，而且增产相当于42万斤小米的价值。第一发电厂两天完成十天的计划。大兴纱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安装11296锭的工作任务，原来本厂根本不能制造生产的机器零件，现在工人自己动手制造。1948年共制造大小机器零件141963件，解决了修复当中的困难。纱、布产品总产量迅速上升，棉纱由1948年1月份的4．87件，提高到12月份的854．82件；棉布由1月份的23匹，提高到12月份的4595．10匹；棉毯由开始生产时（6月份）的1506条，提高到了12月份的3587条。不少厂矿还改进经营管理，改革生产技术，降低成本，提高了效率，并奠定了今后发展的基础。在竞赛过程中涌现出许多发明和技术改造。在轰轰烈烈的劳动生产竞赛运动中，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人物。著名歌剧《红旗歌》女主人公，就是以大兴纱厂女工阎金芬为原型的。竞赛中还提拔了不少工人干部，在14个单位提拔的175名干部中，有130人是工人。
休戚相关
扎根，在工农群众中，也在另一个阶层中。
如果说，普通工人、一部分城市贫民，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自然天成的“血脉”联系，心是容易相通的，而来自另一个营垒，那些旧政权的职员、管理人员、中产阶级以及中高级知识分子，则是“冷眼”看人民政府，不信服人民政府能管得了城市，更怀疑人民政府能容忍他们、收纳他们。“忧、怕、瞧、走”，这是他们的真实心态。因为，在他们眼里，这个政府可以是工人的政府，农民的政府，也可以是城市贫民的政府，唯独不是他们的政府。
就在他们惊魂未定之时，市政府1947年12月21日发布布告，决定设立石家庄公教人员政治学校，接收曾在蒋伪政权下各机关服务之公教人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这一纸布告，又把他们推入了更为忐忑不安的境地。
在他们眼里，入校是福是祸，前途难卜。在他们看来，国民党杀了那么多共产党人，现在，共产党还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他们想来，对“这个政府要求很低，不死就行”（国民党石门市政府职员王金鉴语）。而那些“为稻粱谋”端了旧政权饭碗的中小职员，自知自己和国民党没有更深的瓜葛，和共产党没多大的仇恨，也曾风闻共产党不像国民党那样滥杀无辜，似无掉头丢命之虞，但是，他们毕竟是那个旧政权的属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直接税局审核员叶学俭事后说：“那时我认为学校是集中营，入校后想寻机逃跑。”
他们就是背着这样沉重的包袱走进学校的。入校的学员有国民党河北省第十一专署、石门市政府、周围流亡县政府系统工作人员；隶属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的直税局、货税局，河北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石门市地方法院的工作人员；有公用事业部门和企业工厂的管理人员；有金融系统的公职人员；有文化教育系统的教职人员等共663人。
对这些人，人民政府作了客观分析。这些公教人员，虽然成分、背景复杂，但是，大多数是中小职员和从事技术、管理的知识分子，是为了生活而谋职的，死心塌地依附于蒋家王朝的毕竟是极少数。从经济收入上讲，他们也只是辛苦一日，勉强糊口而已。就是收入较高的铁路高级职员，如13个正副站长、调度员，每月的个人收入可折买130斤小米，只可供2至3口人吃饭而已。在日伪和国民党政府时期，他们也经受着物价上涨、失业威胁、人身安全无保障等困扰。在这些方面，他们同旧政权有着矛盾冲突。只是因为他们受国民党欺骗宣传，对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缺乏了解，因而对人民政府抱有疑惧，甚至敌对态度。只要让他们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中解脱出来，从他们所处的狭小圈子里跳出来，看到国家的光明前途，看到他们个人的出路，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转到人民一边来，用他们的知识、技能，为建设新的石家庄出力。
另一方面，人民政府也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弱点，正如时任副市长臧伯平所说：那时我们各级干部都是委派的，从农村走进城市，缺乏城市管理和建设经验。我们会搞土改，会搞农村工作，但抓工商业，需要物色使用能担任这方面工作的人才。
依据客观准确的分析，人民政府明确把这些人集中的目的是学习教育、审查、安排，制定了“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八字方针，并作了坚决保护私人财产、保护一般公教人员的人权、生活困难的学员给予救济、区别情况审查处理、合情合理解决留用人员的薪金问题等5条具体规定。
学员们第一次接触了共产党人的理论和主张。学校组织他们学习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建国纲领、工商政策、土地改革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等，拨开他们眼前的迷雾，使他们第一次了解、认识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在学习中，学校采取民主的方法，自由讨论，不戴帽子，对他们的错误观念，用诚恳耐心地态度摆事实、讲道理予以澄清和帮助。对那些家庭困难者，给予救济，分三次给280户救济小米13840斤。
这对于那些以为入校就是进“集中营”的学员，真是喜出望外。这是他们做梦都不敢想的。他们开始从一个更新的角度、更深的层面来认识眼前的这个政府。
那些抱有抵触情绪的人，开始反思自己走过的路。抱着等死的态度进校的货税局长陈永杰感慨地说：“过去我认为自己是中华民国的公务员，只要安分守己，奉公守法，就对得起国家民族。学习后才恍然大悟是给四大家族当了爪牙。”
他们的立场开始转变。直税局秘书韦智说：“中国有句俗话，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们是人，有脑筋，过去不了解，现在学习了许多道理，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看见了，只要细细地看看，冷静地想想，具体地比比，谁好，谁坏，哪个要胜利，哪个要失败，就很明白了。”公路局主任章坚忠说：“我入校时很不满，心想就是死也不服气。但两个多月的教育和事实使我服了，比以往上的十几年学都强，一辈子也忘不了，这是幸运的一段日子。今后坚决为人民干，决心要立功。”
在他们思想转过弯子后，人民政府根据本人历史、能力、现实表现、群众反映、家庭状况、家属所在地等因素，并依据本人意愿，及时做了妥善安排。分配本市工作的106人，其中市政府部门18人，企业单位32人，文化教育部门44人，农场12人。家在本市、自谋职业的110人，这分两种情况，一是本人无技术，自愿经商；二是愿为政府工作，但无特殊技能，暂时无法安排，先自谋职业，待条件允许时再安排工作。回解放区农村务农的62人。有163人继续留校学习，其中94人年龄小，有深造培养前途，送建设学院深造，另69人为铁路局职员，经短期培训，即回铁路局工作。有28人的历史没有查清，移公安局继续审查。有186人送北平、天津、保定等国民党统治区。对这些人，学校做了更为细致的工作，个别谈话，发给路费，带家属的连家属路费也发足，遭受损失的（曾一度被斗、没收了财产等）视情况予以补偿。临离校时合影留念，聚餐欢送。许多人痛哭流涕，不忍离去，有40多人自愿成为共产党的“眼线”。
更出人意料的是，他们人尚在校，心已和政府靠在一起了，就石家庄城市接收与管理的得失、经验教训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有的一语中的，切中要害。
时光流转。公教学校早已成为历史，但它的短暂存在，却是那一个阶层的人们人生转折的里程碑。许多人正是从这里出发，成了新中国建设的骨干，有的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成为各级政府的官员。
根，就是这样在社会各阶层扎下的。而且，随着政府把城市建设作为城市管理的中心，通过救济饥民，把失业群众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放手发展公营经济、私营工商业和合作经济，使市民看到了一个真正为老百姓谋利益的政府。中国共产党经受住了执政能力的检验。
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党履行诺言，在条件成熟时，及时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唤醒群众的民主意识，由选民直接选举人民代表，由人民代表选举产生民主政府，迈出了政权建设民主化、法制化的重要一步，使由共产党“外来”干部主政的“外来”政府，真正变成了由各阶层代表组成的“本地”政府。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完全在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
责任编辑 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