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孙中山与绍兴名人
作者：何信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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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继承孙中山的“未竟之功”，为了保障民权，反对独裁专制，反对日本军国主义集团的侵略，与孙夫人宋庆龄一起，继续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事业作出了最后的努力。因此可以说，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蔡元培对于孙中山是生前服膺，殁后敬仰。
三
鉴湖女侠秋瑾生前衷心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非常敬佩孙中山的革命精神。1905年7月秋瑾再次东渡日本，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学习。同月，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东京建立了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9月，秋瑾在黄兴寓所会晤孙中山，经冯自由介绍加入同盟会。孙中山也十分赞赏秋瑾的革命品质，相当信任秋瑾，秋瑾一加入同盟会，就让她担任了评议部议员和同盟会浙江主盟人（分会会长）。
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为表彰秋瑾的不朽功绩，曾亲笔题下“巾帼英雄”4字，悬挂在杭州西湖秋社。
1916年8月，孙中山在绍考察期间专门在兰亭约见了秋瑾的侄子秋壬林，对秋氏后人关怀备至。在那次接见中，孙中山对秋壬林说：我知道你们秋氏是书香之家，秋瑾的国文基础就很不错。当秋壬林表示想继续求学深造后，孙中山又说：“你们绍兴有一位蔡元培先生，培育青年成才非常热心，你可去信，就说由我推荐，请他设法安排。”不久蔡元培就来信邀请秋壬林去北大法律系攻读。蔡先生知道秋氏因革命毁家，家境并不宽裕，还特意给秋壬林在北大总务处安排了一个助理会计的职务，实行半工半读，直到学成毕业。
孙中山与陶成章之间的关系颇为特殊。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之后，光复会员蒋尊簋、秋瑾接踵参加，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龚宝铨等相继加入其中。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于1907年1月4日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并被推为浙江留日会员的分会长，主持浙籍留日学生的入盟事宜，并兼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行人。当时，同盟、光复两会之间“同仇鞑虏，固无畛域之见”，属于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后陶成章为解决《民报》经费，几次赴南洋募捐，1909年自槟榔山到垌罗，因筹款受阻，与孙中山及同盟会南洋支部矛盾日深，双方在报刊上互相攻击，辛亥革命前夕，双方均主动停止内战。
在沪杭光复后，南京清军江南大营成了武昌革命军的心腹大患。为了支援湖北，陶成章与光复会捐弃前嫌，不遗余力，积极协同同盟会。浙军是入宁的主力军，在联军进攻受阻、天堡城易守难攻的紧急情况下，也是陶成章调集的浙东山区的洪门帮主的壮士组成敢死队，强攻杀出血路，才获全胜，为武昌解了围。陶成章这时虽疲惫不堪，仍坚持视察前线，奔走指挥，无役不与。
东南光复，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但革命党内争未息。中部同盟会首领陈英士派人于1912年1月14日将陶成章暗杀于上海广慈医院。孙中山闻讯，立即电饬上海都督陈英士缉拿凶手。我们姑且肯定孙中山实不知刺陶实情，但从同盟会、光复会以往纠葛和孙陈之间情同手足的亲密关系这一背景去观察，陶死后，孙陈表演的严查凶手这一幕，形同示人，而且做得逼真。但孙中山的言行还是顾全大局的，后来亲赴绍兴祭陶，亲书匾额颂陶，并且公开指出“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这些做法是真诚的，也是英雄惜英雄，深受陶氏家属、儿孙的感激。如果没有孙中山后来的仁爱之举，陶氏后辈在民国时期怎能活得下来？陶公被刺后，孙大总统于1月17日致电浙督蒋尊簋：“陶君原籍会稽，应由浙督查明其家属，优予抚恤。”浙督奉命后，于1月20日批准发给陶氏家属抚恤金1万元，子女抚养费500元。孙中山来绍兴祭陶时，要浙督每年追加其子女抚养费200元，直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这笔每年700元的抚恤金才被取消。
四
除秋、陶两烈士外，另一位与孙中山有过密切交往的光复会员，是被称为嵊县强盗的王金发（1883－1915）。
秋瑾被害后，清政府把王金发、竺绍康等人作为要犯悬赏通缉，王金发躲入深山，处境十分险恶。正在东京的孙中山指示同盟会的同志：“秋瑾虽已捐躯，火种依然存在，毋忘我浙东受难的同志。”他把重燃革命烽火的希望寄托在王金发等人身上，并派陈其美回国营救。陈多次派人密赴嵊县寻访金发，后被党人杨侠卿找到，把金发及其母亲接到上海。
这年（1907）年终，陈其美等在上海筹设秘密机关，想盘进天保客栈而苦于经费不足。王金发即禀明母亲，回乡变卖所有家产并向亲友筹借千元，全部捐献充作革命经费，这就是王母“毁家资助革命”美誉的由来。天保客栈成为上海革命党人秘密联络活动的据点，王金发也在这时加入同盟会，成为东南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健将。他活跃在上海、港澳、东京、南洋，传达机密，筹募款项，或潜回浙皖，联络会党，或神出鬼没，单枪深入虎（，打击坏人，征讨叛徒。1911年底，孙中山从海外回国，首抵上海。沪军都督陈其美电催王金发由绍去沪，并向孙中山介绍了王金发在光复上海、浙江中的功绩，以及弃高官不就、愿回绍兴的事。中山先生很感兴趣，问起这是为什么。王金发坚定地回答：“为要直捣黄龙。”孙中山非常高兴，称赞王金发是“东南一英杰。”老同盟会员邵力子闻讯，来沪面谒中山先生，也曾亲自听到“王金发了不起，可算是浙东的英雄”的赞语。黄兴给孙中山的信中，亦称“王金发是东南名士，英雄豪杰”。
光复会早期会员中，就与同盟会的关系而言，恐怕要算蒋尊簋先生了。蒋尊簋（1882－1931），字百器，诸暨紫东浒山人，诗人蒋智由之子，早年求学于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海宁蒋方震同以精通军事著称，被章太炎称之为“浙江二蒋”，是人又加蔡锷，号为“南方三杰”。蒋尊簋是1905年第一个入盟的光复会员，也是当时唯一在东京的光复会员，后在浙江辛亥革命运动中功绩卓著，并任浙江军政府第二任都督兼民政长。他是同盟会筹建工作的积极参与者，不仅参加同盟会的筹备工作而且参加成立大会，他还是《同盟会章程》的起草人之一，因而深得孙中山的信任。1917被孙中山委任为浙闽宣抚使，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蒋尊簋任参谋次长，后历任军政部次长、代理参谋长，兼滇、黔、赣联军第一路司令。1923年11月，任孙中山大本营参谋处主任，次年2月，被任命为大本营军需总监，成了孙中山的内当家。
在绍籍现代名人中，就与孙中山的个人关系而言，首推邵元冲。邵元冲，本名骥，字翼如，祖籍绍兴漓渚下岭，1890年诞生于齐贤下方桥翰林台门。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赴日本，与孙中山朝夕相处，共谋大事，武昌起义前夕返国，任上海《民国新闻》总编辑，动员民众起来推翻封建王朝。“二次革命”时，邵应孙中山之派，赴江西湖口参加讨袁战争，任长江各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次年再次赴日，跟随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军政府，邵元冲任大元帅府机要秘书、代行秘书长之职，后受孙中山之托，考察海外党务，周游了美、英、法、意、德等国。1923年8月，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成员身份赴苏联考察。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被推为国民党中央常委、粤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兼黄埔军校政治部代主任。同年冬，随孙中山北上，任行营机要主任秘书、《民国日报》社社长等职。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去世时，邵元冲是遗嘱见证人之一，与戴季陶、何香凝、宋子文等共同料理了孙中山的后事。在孙中山追悼会上，邵讲演“孙公略史及三民主义”，以后在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等多种场合，多次演讲“学者精神之孙先生”、“中国国民党之中兴运动”、“孙公革命之精神及其大节”，对孙中山先生的思想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