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中国矿长和日本工程师的友谊
作者：纪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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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期间，王新三发现了从东北大学工学院毕业，来到抚顺阿金沟煤矿任采煤技术员和坑下主任的费广泰。当国民党要员纷纷逃离后，费广泰主动参与龙凤矿爱矿护矿工作。为此，王新三任命费广泰为龙凤矿副矿长兼该矿主任工程师。
北村义夫发现费广泰肯于钻研，事业心很强，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于是主动邀请费广泰，同他一起研究根治矿井瓦斯方案。二人共同翻阅世界各国治理瓦斯的相关技术资料，一起深入井下访问有丰富经验的老矿工，从而摸清了煤层瓦斯渗出的特性和规律。1950年5月，北村义夫和费广泰共同提出的在开采煤层之前，先开拓瓦斯巷道，打钻眼，接管线，预先抽排瓦斯的设计方案，经抚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并在龙凤矿井下瓦斯渗出较浓的煤层巷道试验成功。由此，使龙凤矿成为国内煤炭开采史上第一个实现预排瓦斯的生产矿井。
经中央燃料工业部批准，1951年和1952年先后在龙凤矿、老虎台矿和胜利矿有计划地开凿瓦斯抽排巷道，使抚顺煤矿从瓦斯威胁中解脱出来。预排瓦斯的成功，有效控制了采区风流中的瓦斯含量，在保证安全生产前提下，采煤效率大幅度提高。由此，抚顺井工煤矿由原先的20米、40米采煤工作面，扩展为V型80米采煤工作面，并连创月产万吨煤的新纪录。
然而，北村义夫并未因此而满足，又与费广泰继续研究，最先把排空的矿井瓦斯引入矿区职工住宅烧饭民用。1952年10月，从老虎台矿西泵房铺放一条输气管线到达市区，使广大市民能够使用燃烧矿井天然气。1952年3月，利用矿井瓦斯试制炭黑研究成功，并建起一座日产炭黑300公斤的炭黑厂。这座炭黑厂经中央燃料部投资扩建，自1952年到1978年共燃烧矿井瓦斯6.5亿立方米，生产橡胶工业急需的炭黑8770吨。由于北村义夫和费广泰综合利用矿井瓦斯，变害为利，1952年7月1日，曾受到当时东北人民政府的嘉奖。1953年，他们又获得中央燃料工业部颁发的奖状和奖金。
为了继续扩大研究成果，并为中国培养一批技术骨干，北村义夫还建议在抚顺煤矿成立了“瓦斯研究所”。王新三对此全力支持，并让北村义夫兼任该研究所负责人和主任工程师，负责具体技术指导。后来，由于受到抚矿上级主管部门的重视，这个小小“瓦斯研究所”扩大成为“抚顺煤矿安全研究所”，由费广泰出任该所首任所长和主任工程师。这就是后来形成现代化规模的“抚顺煤矿安全研究院”的前身。
抚矿与北村当时不得不决定离开。
北村临终时还说：“毋忘抚顺，毋忘日中友好”
北村义夫为新中国煤炭工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抚矿和王新三本人也给北村一家人无微不至的关爱。据北村义夫的儿女们归国后向来访的中国客人介绍，抚顺矿务局不单给北村义夫最高的工资，还把一栋日式小洋楼提供给北村一家人居住。当年，抚矿还为北村家雇了保姆，并给全家人缝制了厚厚的冬装。在中国人家家户户都吃粗粮的情况下，北村一家人始终享用日本人喜欢吃的大米和其他副食品。抚矿也想到了孩子们的教育问题，特意从沈阳日本人小学校请来了老师，借用北村家的一间屋子，开办了日本语小学校。
在北村义夫全神贯注地在抚矿工作的时候，他的儿女们也在中国长大了。大女儿北村明子（1935年生）在抚顺市区中学读书时，中国同学都称她为“国际友人”。二女儿北村满子（1941年生）和小儿子北村博昭（1942年生）在读小学时，也都相继戴上了中国少先队员的红领巾。抚顺已经成为北村一家难以忘怀的“第二故乡”。
最近，笔者有幸找到了当年曾为北村义夫当助手、后任抚矿副总工程师、现年已89岁的范传信先生。当我问起北村义夫时，范传信老人心情激动地谈道：“北村，一个并非中国人，一个有着现代思维的日本人，能够在二战结束之后的10年间，一直安心留在中国，并能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一切的精神，确实让我深为感动。”
谈话中，我请范老谈谈对北村义夫总的印象。范老年岁虽高，然身体结实，思路清晰。他凝聚银白色眉毛，微笑着，谈起对北村的印象。他说：第一，北村这人重感情和友谊。他不但对王新三忠贞不二，对他身边的中国同事，也怀有深厚感情。我当年毕业于伪满时期的哈尔滨工业大学采矿专业。我的老师是日本人梅奇教授，梅奇又是北村在鹤岗时期的好友。所以，北村来到抚顺，当了解我与梅奇的师生关系，就对我很亲近。我们俩人无论是用日语交谈，或者用汉语交谈，都能无话不谈。第二，北村的知识面很广，对采矿专业尤其精通。他不但有技术专长，作风也很扎实。在他担任抚矿生产技术处长和井工煤矿主任工程师期间，他每向领导提出一项重大建议和作出一项重要决定，都到现场反复调查研究，从不轻率下结论。第三，最可贵的是，他始终把中国人的事业，当做他自己的事业。所以，他对他的部下以及相关的中国职工，都要求严格。一次，我跟北村去龙凤矿井下，他发现开拓区为采煤区做准备，而过早打通的一条岩石巷道，浪费了大量坑木。北村当即给予批评。他要求每个人必须一丝不苟，在技术问题上，他从不放弃原则，不论是中方人员或日方人员。尤其是对担负领导职务的技术干部，只要出现不遵守规章制度的现象，或者汇报工作不细致、不认真，都会受到他不客气的批评。第四，尽管矿务局给北村一家人提供了优越的生活条件，但北村义夫日常生活却十分简朴。他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工作，几乎看不到他有什么特别的休闲方式和业余受好。他家住在北台一座小独楼内（现已改建），楼下有3间卧室，楼上一个大间是北村义夫的工作室兼卧室。室内有一张办公桌，墙四周是书柜，大部分是有关采矿的技术书籍和资料。地板上铺的是日本人喜欢用的“榻榻米”（即草垫子）。我经常去他家，并常常同北村义夫坐在“榻榻米”上研究工作到深夜。
范传信先生还很惋惜地说道：我同北村义夫可谓无话不谈，但他对将要回国这件事却一直未向我说过。我现在也弄不清楚，他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封锁消息”。只记得有一次，他曾对我说过：中国工业现在发展还很慢，这需要我们大家共同想办法。你现在仅专长于通风与安全，这还远远不适应中国工业的发展。你还应该进一步研究采煤开采专业、岩石开拓专业，以及有关采矿技术的各个方面。现在看来，这可能就是北村义夫离开中国前，对我的最后赠言。事实上，正因我听从了北村老师的指教，才有可能在后来让我成为抚矿副总工程师。所以，我一生都不会忘记北村老师，更不会忘记他为新中国的煤炭工业所做的一切。
这样一位有突出专长的日本采矿专家，抚矿怎能会愿意让他离开？同样，这样一位长期生活在中国，并对新中国建设事业有着特殊感情的日本人，又怎能愿意离开自己的岗位而回日本国呢？可以说，当时抚矿与北村义夫都没有这种要求。那么，北村义夫后来又为什么回国呢？深究起来，这其中还有一段深刻而复杂的过程。
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国际部部长纪锋介绍，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之间没有任何来往和交流。1950年10月，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首次率团，出席在摩纳哥蒙特卡罗举行的国际红十字协会第21届理事会时，该协会秘书长德鲁奇在向会议所作的报告中，谈到日本红十字会于当年7月，曾要求该协会转请中国红十字会给予协助，尽快遣返仍滞留在华的60312名日本侨民回国。德鲁奇说，遗憾的是，协会已将日方要求转给中方，中方迄今尚未给予答复。李德全回国后，即将德鲁奇的讲话稿转交中央相关部门进行调查与核实，后因事实基本上确认，引起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1953年1月26日，应中国红十字会邀请，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会三团体代表到北京，与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共同协商日侨归国问题。经过双方进行3次会谈，于3月5日，中日双方正式签署、发表《关于商洽协助日侨回国问题的公报》。3月16日，日本派船来华，从秦皇岛、上海、塘沽接第一批日侨回国。到1953年10月7日，日本已7次派船接在华日侨回归。1954年5月，经日本红十字会一再邀请并经日本参众两院相继通过了邀请决议文，冲破了美日反动派的阻挠，为感谢协助日侨回国，正式邀请中国红十字会派代表团访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