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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学大家方纪
作者：崇 厚 姚宝茹 王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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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着交换对于当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毛泽东 凯丰
1942年4月27日
方纪有幸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心里为之一振，眼睛顿觉明亮。开始认识自己创作上走过的弯路，决心踏上文艺创作的新起点。会后，他在党校三部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从党校出来后调任《解放日报》社编辑；12月26口，周恩来回延安时，曾写信给方纪，鼓励他“能多为大后方写些东西”。1943年，在批判王实味的运动中，方纪应约给“文化轻骑兵”写了一篇稿子，毛泽东亲笔为他修改，增加了这样一段文字：
可悲的是有这样一种人，对于鲁迅先生的思想并未好好的研究，自己错了又不好好的反省，一味拿着别人的死骨头，当作自己的活灵魂，恐怕鲁迅先生在生前对这种人也不过是敬鬼神而远之。
艾思奇把修改稿转交给方纪，并嘱咐一定要把这段话加进去，这给了他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毛泽东给他的修改稿和周恩来的信件，被方纪放在一个随身的小木箱里，跟他从延安到前线，历经战争的破坏和政治风雨的侵袭，后来在张家口军调处，撤出三人小组时遗失，但几十年之后，竟又意外的回到方纪手中，一直由他珍重地保存着。方纪生前已将其捐赠给天津南开中学周恩来纪念馆。
三
经过延安整风后，方纪到《解放日报》社工作，任副刊编辑。这期间他与冯牧结为好友。他俩有共同的爱好和理想，并相约全国解放后一起在北平工作。1944年是方纪走向成熟的一年。从年初到来年秋，他翻阅了大量的苏联文学名著，还抓紧根据地相对稳定的有利时机，积极刻苦地学习外语。经过短期突击，他竟能从英文刊物上翻译一批苏联的文学作品，如《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一个女人，一个战士》等，均发表在1945年2月的《解放日报》上。同时，他还全面介绍了苏联作家阿列克塞·托尔斯泰的生平和写作，写了介绍高尔基的文章，如《对A·托尔斯泰创作的一点介绍——纪念他的逝世》、《生活指示着他的未来》等。这些译作和文章，对于抗日战争最后阶段的中国军民起到了鼓舞作用。
方纪的表现苏联英雄人物的译作，介绍苏联最具代表性的革命作家的文章，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中，主要作品的内容大多是以暴露为主，虽然揭露了旧中国的病痛和流弊，但在描写和塑造革命英雄人物、充分表现革命英雄主义方面还缺乏比较成功的代表作品，也没有取得成功的经验。而且，他的译作又和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的现实紧密配合。因此可以说，方纪对于开拓中国革命文艺的新领域，作出了一定贡献。对于从各条道路上投身到革命圣地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在如何把自己的艺术创作同革命的现实和革命的理想逐步统一起来的问题上，也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此间，方纪积极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他参加了纺棉花活动，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并在庆功会上获得了“纺织能手”的称号。正是这种崭新的生活，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写出了短篇小说《纺车的力量》，这篇被评为“标志着方纪在文学生涯中开创了新的起点”的力作，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表现力上，都远远超过了《意识以外》。《意识以外》写的只是知识分子的幻想在革命实践中的碰壁，作品中还表露了悲观失望的情调；而题材相似的《纺车的力量》，则写的是知识分子的幻想在革命实践中碰到困难，经过重重挫折，终于战胜了困难，夺取了胜利。小说主题鲜明，催人奋进，对当时的革命青年十分有益。
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征尘未洗，方纪即离开延安革命根据地，奔赴解放战争的前线。出发前一天夜晚，他在烛光下赶出了《到群众中去》那篇文章，一吐心中快慰。1945年9月25日，他和结婚不久的黄人晓从延安出发，绕道冀东根据地，来到热河省的省会承德，担任热河省文联主席。在纸张、印刷条件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办起文学刊物《热潮》，他的《山城纪事》和《张老太太》两个短篇，便是首先在《热潮》上发表的。与此同时，他还同徐懋庸、萧军、塞克等一起创办了文艺业余学校，积极参加社会调查、土地改革和打土匪等各项工作。1946年8月27日，国民党军队攻占承德，方纪奉调去前线任随军记者，到了张家口市。1947年10月11日，人民解放军从张家口撤退后，组织上派方纪到冀中参加土改工作。方纪和黄人晓骑着小毛驴，千里迢迢回到了阔别十载的家乡冀中。在河间县的一个小村里，方纪同比他年长6岁的作家孙犁第一次会面。从此，两人便长期生活工作在一起。先后在冀中区党委宣传部、冀中文联、《冀中导报》社工作。这段时间，他们大都活动在冀中的河间地区，孙犁在饶阳县大官亭下乡的时候，方纪在饶阳县的影林村搞了一年多的土改工作，由于深入群众，口碑也好。当时康克清在河间县参加土改工作也有声有色，本地人讲到土改都知道“河间有个康，影林有个方”。这一段的土改斗争，大大丰富了他的生活，积累了很多创作素材。他于工作的间隙，在昏暗的油灯下，于1948年写出了长篇小说《老桑树下的故事》，由三联书店出版，在刚刚解放不久的北方农村和城市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1948年秋天，方纪和孙犁应邀去解放了的石家庄参加文艺会议。他们从饶阳出发，向西南行至束鹿县，在佃士营方纪的家中，吃了他母亲做的当地特有的豆豉捞面。然后坐在瓜棚豆架下，方纪娴熟地操演胡琴，孙犁纵情地唱了一段京剧。当晚，又同去县署驻地辛集镇看了刀马旦“九阵风”主演的京剧《大破天门阵》，知音相遇，同声相应，能不击节一赞吗?翌日，他们乘火车赶赴石家庄，参与了成立华北文艺协会的热烈讨论，为迎接一个新的历史纪元兴奋不已。1949年1月，遵照冀中区党委通知，方纪与孙犁、秦兆阳从河间骑自行车来到霸县(今霸州市)的胜芳镇，迎接天津的解放，等待进城去接管新天津的宣传阵地。
四
1949年天津解放初期，方纪在《天津日报》社任副刊科科长，他和副科长孙犁一起在报纸的文艺阵地上联系和培养了很多青年作者，如阿凤、万国儒、董乃相、大吕、滕鸿涛、刘绍棠、丛维熙，韩映山和房树民等，较早地向全国提供了在工人中建立作者队伍的经验。这一阶段，方纪的工作十分繁忙，没有更多的时间能够静下心来写作。他的短篇小说集《人民的儿子》、短篇和报告文学集《阿洛夫医生》、文学短论论集《到群众中去》，都是知识书店、天下图书公司的编辑为他整理出版的。不久，方纪调到新成立的中苏友好协会，担任总干事，负责对外文化交流的工作。1951年，方纪参加了赴朝慰问团。在硝烟弥漫的前线，他奋笔疾书写出了《美丽的国家，英雄的人民》等4篇散文。1954年，又参加了中苏友好代表团访问苏联，写出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访问记，编成一本《访苏诗文集》，1956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另一部文学评论《学剑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后来，方纪出任天津市文化局长、作家协会主席和《新港》文学杂志主编。但自身又是一个笔耕不辍的作家。他以作家的身份，进入五花八门的文化艺术领域，对他来说，许多都是相当陌生的，但他都能很快地登堂入室。他的笔端常常洋溢出果敢和冲动，站在文学的阵地前沿，触及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并力求在作品中有独到的表现，写出生活的真实，挖掘人生的真谛。正如孙犁所说：“别人不敢说的，他有时冲口而出。别人不敢表现的，他有时抢先写成作品。这样，就有好几次站在危险深渊的边缘，幸而没有跌下去。”在这一时期，方纪又创作出中篇小说《不连续的故事》，其中第五篇《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主人公小环是一位有着强烈的反抗性格、要求个性解放的农村姑娘，想不到的是，这个追求幸福生活的农村女青年，却受到了批评和非难，他又一次被指责为“宣传人性”。对此简单化的批评，方纪曾以认真的态度进行了反批评，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他还是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的检讨》，不过，文中把他的反批评意见硬性删去了。这是对他的小说创作进行的第二次公开批评。由于他在小说创作上的受挫，方纪对于当时在文艺方面的粗暴批评产生过不满情绪。又因他在同评论家胡风的通信中谈过自己的一些想法，因而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他几乎涉嫌于“胡案”，落入“反革命营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