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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学大家方纪
作者：崇 厚 姚宝茹 王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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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春天，方纪刚从危险中解脱出来，竟遇到了一次赴长江考察的好机会。那是周恩来提名让方纪以人民日报社特邀记者的身份，参加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和长江河源水文查勘队的工作。五一节前后，周总理又约见了方纪和几位作家，鼓励他们写出好的作品来。5月15日左右，方纪与徐迟随着一个专家查勘队登上了“民众号”客轮溯流而上，揭开了征服长江的序幕。他们随着这个水文查勘队在长江上游工作了4个月，从武汉溯源而上，经三峡过岷江、金沙江，反复多次全面观摩了长江全貌。作家以独具的慧眼，审视着长江那汹涌澎湃的大浪，其壮观让作家深受压抑的心情豁然开朗。他想到延安时期周恩来的鼓励，到现在自己受到批评时，周总理又及时送来了关怀，于是思绪如流，笔似神助，很快写出了25首抒情诗，组成《不尽长江滚滚来》及一部长诗《大江东去》。同时，出版了含有10篇散文的《长江行》。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还根据《不尽长江滚滚来》拍摄了同名纪录片。周总理着意安排的这次长江之行，使作家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展露锋芒，大放光彩。然而，方纪并未满足，因为他在长达六七年的时间没有写过一篇小说。他追问自己也像对别人说：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面对色彩斑斓的生活，究竟该如何去反映呢?
1957年3月8日晚，方纪和刘白羽、于黑丁、巴金4人被召进中南海，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当时在场的还有彭真、陆定一等。对于这次接见，方纪在《长江自有浪花在》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毛主席静静地从左侧的一扇小门走进来，和我们一一握手，毛主席握着我的手说：“你是少壮派哟!”接见时毛主席谈笑风生，博古论今，他讲了当时的文艺政策问题，并专心地听我们发言，他手拿着一支铅笔，在一张洁白的纸上不断地记录什么。可惜当时的记录底稿在“文革”中都被毁掉了，但我们记得当时毛主席讲的一句话：百家争鸣要争，百花齐放要放……
当天深夜，方纪写下了《在毛主席身边》的诗篇后，忽然想起了郑板桥的那句诗：“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他彻夜难眠，激励自己要在文学创作中进行新的开拓。并为自己立下一条座右铭——坚决不做墙头草，但愿效仿风前竹。回津以后，他很快写出了4篇具有探索性的小说，其中《晚餐》和《开会前》是姊妹篇，他以民族资产阶级处于赎买过程中的两面性为题材，刻画了民族资产阶级贪婪的一面，也表现了他们在党的政策感召下，进步和爱国的一面。方纪再次担当起探险者的角色。这是解放后最早反映城市工商业题材的作品，方纪是想通过小说的形式，以讽刺和白描的笔法反映解放后城市变化的一个侧面。孰料刚刚迈出一小步，便由于气候变化而遇到很大风险。他的这两篇作品，被扣上了“丑化党的领导”、“吹捧资本家”两顶大帽子，作家又被推到了危险深渊的边缘。如果说《开会前》、《晚餐》和《园中》是方纪小说创作上极富探索性的，那么《来访者》则是他最有胆量的突破了。《来访者》写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大学教师康敏夫，与一位曲艺演员的爱情纠葛。由于采用通过正面写旧人物，来反照出新的人物的一种特殊艺术手法，最终使康敏夫走上一条通向阳光的道路。其感人之处是许多小说难以企及的。这篇小说在1958年第二期《收获》杂志发表后，以鸣鞭为业的姚文元炮制了一篇《论〈来访者〉的思想倾向》的奇文，给方纪扣上了“丑化社会主义”的大帽子，煽动文艺界、新闻界群起而攻之。并由批判《来访者》，进而株连到方纪的全部小说创作历史。20年后的1977年，英国里兹大学的一位汉学家在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论中，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只有3篇作品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可以传世的，一篇是孙犁的《铁木前传》，一篇是方纪的《来访者》，一篇是刘心武的《班主任》。
漫天飞舞的棍棒，非但没能让方纪屈从，反而使他在闭门苦读中复活了一个别有洞天的艺术世界。他写了一篇题为《一个有风格的作家》的评论，驳斥那些批评孙犁“脱离政治”的言论。在这篇文章中，既为孙犁的《白洋淀纪事》鸣不平，也为自己的小说讨说法：“一个作家，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暴风雨般斗争生活里，不仅要表现那些激流中滔滔巨浪，也应该表现在它周围继续展开的明亮的波纹，从而烘托出这巨浪的作用。”在这次批判的风浪中，方纪又像孙犁说的那样，几乎跌入“危险的深渊”。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几次策划要给他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但最后都未能得逞。
五
1960年，全国掀起了“反右倾”高潮，天津当时批判了李何林，方纪也被列为准“右倾分子”。幸亏得到天津市委一些领导的关注。当时的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和市委文教书记王亢之多次强调，不要对一个作家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且告诉方纪，不要在家“闭门思过”，应当走出去，抒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很快，方纪深入工厂访问，写出了大量歌颂锐意创新的英模人物的报告文学。正是在国家面临严重经济困难这一时期，方纪听说毛主席和全国人民一样在节粮度荒时，站在窗前久久凝思……忽然，1945年8月28日下午3时，在延安机场送毛泽东去重庆谈判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又闪现在他的脑海中：那天午饭后，他听说博古去飞机场送行，便飞奔下山跑到机场，终于看到毛主席登上飞机舷梯，回首向送行的人们挥手致意的难忘的一瞬。于是他心潮澎湃，文思奔涌，连夜挥笔写就了后来脍炙人口的《挥手之间》。这篇刊于1961年10月《人民文学》后又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的经典散文，生动地描绘了革命领袖同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之间那种血肉相连的关系，同时也表露自己在受到挫折和打击时，仍保持着对于党的事业和党的领袖忠贞不渝的情怀，一时之间，传为美谈。
1962年夏，方纪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出席了在蒙古举行的亚洲作家理事会会议，会后访问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第二年春天，他和严文井、杜宜作为亚洲作家常设局的代表，先后访问了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印尼。回国后，写了《浓郁的芬芳》、《梭罗春水》、《草原印象》和《桂林山水》等散文作品，收入1963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散文特写集《挥手之间》，其中有些篇目，也成为作家的典范之作。
1963年，已进入“收获”季节的方纪，陆续出版了《方纪散文集》、《方纪小说集》和4集5卷的《方纪文集》。这时，他基本上摆脱了行政事务的干扰。身为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宣传部里却没有他的办公桌。因此，他曾戏称自己是“无桌部长”。他请了两年的创作假，想把自己在革命历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一部百万字的《暴风雨的年代》，亦名《同时代人》。不想刚写出20万字，“四清”运动开始了。方纪凭着过去的经验，认为可以在运动中将更加丰富自己的生活，积蓄更多的创作素材。于是，他放下手中的创作，同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远千里、天津南郊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喜荣，来到南郊区西右营大队，人称“四进士”。开始，他们住在全国劳动模范张凤琴家里，计划从劳动模范的事迹里选取素材，写一部长篇小说。谁知陈伯达却横插进来，偶一见面，便毫无根据地判定张凤琴为漏划富农，强令方纪他们从张凤琴家搬出来，并另树了一个“标杆”。“四清”运动尚未结束，“文化大革命”迅即袭来，方纪从“四清”岗位上奉调回市，被指令到天津市文联作检查，并接受批判。当时，给方纪戴了“漏网胡风分子”、“周扬死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3顶帽子，并整理成诬陷材料，通过两条渠道同时送到江青手里。1967年底，他们又把方纪根本不同意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和方纪没看的一个话剧《新时代狂人》，定名为“黑会”、“黑戏”，并把作家袁静、孙振、王昌定、杨润身等交纳的党费，诬指为“黑会”提供的经费。这一伪造的“证据”被送给了江青，通过江青亲自安排和导演的“二二一”讲话，制造了一起震惊全国的“二黑”冤案。只凭捏造的所谓证据和江青的一派胡言，1968年3月方纪便无辜地被打入“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四人帮”罗织罪名，欲置方纪于死地，还有一个不可言喻的历史私怨情结。方纪在《挥手之间》一文中，写到了朱德、周恩来、王若飞、博古等中央领导为毛泽东送行，也描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送别场面。为了渲染这一历史画面的氛围，作者有意略去江青在机场哭鼻子的情节。为此，江青恼恨于心，江青何曾忘掉?在张春桥、姚文元爬上“中央文革”高位时，方纪又毫不留情地揭发了他们的根底。方纪说：“张春桥是30年代在上海办黄色小报的，姚文元是叛徒姚蓬子的儿子。”他的这一揭发，很快有人密报给江青，便又多了一份“攻击中央文革”的“罪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