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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党交心”资料披露一段往事
作者：姜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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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经感觉到，苏联及东欧发生的事件，不能不引起思想上的警觉，否则，我们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罹祸
丁则民的第三份“向党交心”补充材料，主要是“交待”和澄清与丁则良的来往情况的，袒露学校缺乏民主空气，致使许多教师渐生去意。“过去长期间认为我校缺乏民主空气，党组织重视老教师不够，和老教师协商问题也很不够，以致前些教师潜力不能发挥，有些教师总想离开师大。当时我认为改变这种不民主的现象有两种办法：一是等待群众觉悟水平的提高，到那时不经民主协商的方式，领导的要求与工作布置便很难贯彻下去；二是上级来校检查，纠正这种缺乏民主的现象。在这两种办法中，我认为后者能够较迅速地收到效果”。
有关丁则良在东北人大的境况，丁则民在“交心”时披露很多细节。
1954年，丁则良随学校领导去北京参加高教部召开的会议。学校领导在会议中报喜不报忧，并有“欺骗”上级领导的现象。对此，书生气十足的丁则良不能忍耐，当场揭露了学校的缺点和问题，反映了学校的真相。
11月3日，以高教部副部长黄松令和司长李云扬为首的20多人到东北人大检查工作。余瑞璜、丁则良、徐利治以民盟区分部的名义，给高教部领导写了上万言的意见书。
检查组到人大期间，丁则良非常“积极活跃”，有时周末丁则民去看他，他都不在家。后来他告诉丁则民，检查期间，党委书记某某表现得手忙脚乱，忐忑不安，历史系的党员教师也很消沉。他说：“人大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不能正确地贯彻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在贯彻这一政策中产生了许多偏向和错误（如不尊重老教师、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打击’，不重视创造科学研究的条件等）。”他们的意见，得到检查组的重视，却因此而得罪了校方的负责人，并为此后的不幸埋下了祸根。
丁则民很佩服丁则良的勇气，认为师大应向人大学习，也希望教育部派员检查本校工作。并在市委统战部召集部分民盟盟员座谈会上，要求推广人大的工作经验。同时，也为丁则良会遭到“打击报复”担心。肃反运动后期，丁则良曾说，今后不能再那么天真地提意见了，提多了会遭到“打击”。显然，他们逐渐意识到：提意见的结果，很可能给自身带来麻烦。
高教部派员检查东北人大工作后，人大领导作风和在贯彻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方面都有很大的改进。学术上卓有建树的一些教师得到重用，担任了各系的负责人。其中包括考古学家于省吾、物理学家余瑞璜、史学家丁则良。其时，匡亚明校长莅任，“兼容并包”的治校理念，使领导作风颇有改进，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都有较大的开展，教师普遍感觉满意。
1957年，政治风波又起，“整个春天，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见《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社论）“鸣放”初期，丁则民不在长春，因此没有参加“鸣放”而逃过一劫。但他对一些“右派”分子的言论是赞同的：
“我同意‘右派’关于‘只提缺点、错误，不提成绩’的提法，因为当时把党的整风运动比作一般的检讨会，大家很少提某某同志的优点，更多地批评他的缺点和错误，目的是要帮助他改正缺点和错误”，“党在整风运动中要求党外人士尽量给党提意见，有如患者请医生检查、诊断病症一样。医生在诊断过程中的主要任务是在于诊断患者的病症，而没有必要和患者说‘你的健康状况是主要的，而病症是次要的’”。
在“不平常的春天”里，“章（伯钧）罗（隆基）联盟”成为众矢之的。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但人数少，系统性不明显。就民盟、农工的成员说来，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是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从中央到地方，由初期的鸣放，迅速扩大为全国范围内的反右派斗争，长春高校亦呈现剑拔弩张的形势。
1957年5月，丁则民到北京编写教材，住在北京教育部招待所。时值丁则良出国访问前夕，这期间，兄弟二人往来频繁。丁则良说：北大历史系民盟小组成员在给党提意见时，起了带头作用，他们指名批评党员副校长，说他专权跋扈等。北大民盟小组真起作用，而长春各校盟组织则做不到。
谈起对科学研究的看法时，丁则良说：只要一个人在科学研究上取得了一定成绩，党中央就会有正确和公平的估计，绝不会埋没人的，但是学校（指东北人大）就不一定会承认这种成绩的，因为学校领导人不懂专业，很难作出正确估计。他劝告丁则民，编写教材是件费力而又容易表现出个人成绩的工作，争取早日编完教材，以便今后有更多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在另一次谈话中，丁则良对余瑞璜（东北人大教授兼物理系主任，民盟人大区分部主任委员）在学校被排挤离校一事忿忿不平。说东北人大×××被提升为副校长后，因与余有矛盾，在党整风期间“挟私报复”，实在令人气愤。
对待这一事件，丁则良表示两种态度，第一是在北京报纸上揭发东北人大的宗派主义，揭发余被排斥离校的事情，并准备找余（当时在京开会）了解情况，但他估计这样做，要用很多时间，而且还可能遭到“打击”。第二是置之不理，主要是丁则良也极有可能调回北京工作，因此以后对东北人大的事情不再过问，有时间还是多搞些业务。出于对兄长利害关系的考虑，丁则民劝他采取第二种态度，因为一方面他既有把握离开东北人大，就不要再纠缠于这些人事问题；另一方面东北人大果真有宗派主义排挤余的事，余本人自会在整风期间提出，学校或高教部领导自会研究处理，用不着他多管闲事，以免招惹是非。
丁则良表示同意弟弟的劝告，但事后，他仍然去找了余瑞璜。当时，余瑞璜已被指控为“吉林省民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统帅’”，并形成了“以余瑞璜、徐利治（中共党员、盟员、数学家）、丁则良为核心的反党小集团”。
援引一份在吉林省政协全体会议上的揭发材料称：“从学校（指东北人大）方面来说，余瑞璜一开始就采取内外夹击的办法向学校党政进攻。从外面，主要是向北京告状，说学校如何混乱、问题甚多；从内面，主要打击党政负责同志，破坏党群团结。由余瑞璜反党集团的进攻，在人大所引起的紧张情况，1954年冬达到了顶点，学校党政当局几乎不能维持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在物理系搞‘独立王国’，实行家长式的统治，排挤老教师，打击不同已意的青年教师，对学校的许多重大问题采取反对的态度，严重地妨碍教学工作的进行。尤其恶劣的，他把党员徐利治（又是盟员）拉过去，并通过徐刺探党的秘密，寻找党的缺点，以便诬蔑党的政策，攻击党的领导。余同另一个右派分子丁则良关系最密，构成反党集团的核心，经常策划于密室之中。两个月前，丁、徐还在北京策划，想以几个人的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造谣余瑞璜的调离东北人大，系为吉林党、盟的宗派主义所排挤。”这份揭发材料被刊登于1957年8月7日的《吉林日报》，成为余、徐、丁结成联盟、向党进攻的证据。
丁则良之死
6月10日，丁则民从北京回长春，正值盟内展开批斗右派分子余瑞璜的斗争。当时有些同志揭露余在高教部检查人大期间的反党活动时，曾涉及到丁则良。会后，他感到丁则良会出问题，急忙去告诉嫂子李淑蓉，并嘱她注意人大对丁则良的态度，并提醒道：“反右派斗争不久就会过去了，我们说话都要谨慎。”然而事态发展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忧虑、担心，乃至提醒，均为时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