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2期
森林里的故事
作者：阿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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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国平也是个爱睡懒觉的货,没人叫他起床,他会睡到下午还睡下去。山里的太阳已经升到老高老高了。鸟儿在林中宛转鸣叫。那叫声悠扬悦耳。这时林子里充满阳光。
我和徐秀蛾站在张平的坟前说话,不知不觉在这儿待了一个多钟头。这块坟地很大,安葬着一个世世代代以打猎为生的古老家族。每个坟堆都用卵石镶嵌。它们或大或小,或高或低,在疏林中四处蔓延。上次我打下的那只野鸡就落在这里。当时天黑了,没看清这些石堆是什么。
张平的坟在一片不大的空地上。镶坟头的那些卵石都大小相同但颜色各异。我不知道徐秀蛾为找那些石头花了多少时间跑了多少路。我从没见过那么多色彩的石头汇聚一处。远远看去,好像一幅意味深长的现代画。
徐秀蛾将一块松动的石头用手压紧。她不哭了。有时还笑一下。
"他手很巧,"这个山里女人还在讲张平的事,"做什么都做得好。"我默默聆听。
"他给孩子做风筝,在门口的空地上放。风筝飞得高极了,都快瞧不见了。""孩子叫什么名字?"我随便问问。"狗娃,"她答道,"他要我给孩子起名字。我说我不识字起不了名儿。他说你想怎么起就怎么起。我说那就叫他狗娃吧。我爷爷就叫狗娃。狗娃狗娃的给人叫了一辈子。""孩子有没有大名?"我是问这个。"没有大名。"得知张平在那间老屋里与徐秀蛾同住了好几年,而且有了孩子,我便留意起他生前的遗物。可是瞧来瞧去,除了我那把猎枪,还有那孩子的一对雌雄眼(那明显是他的),我再也找不出其它东西来。我原以为他会记日记什么的。徐秀蛾摇摇头。
"我没见他写过字。""也不看书?""不看书。家里也没有书。""他说他家的事情吗?"我只好直接问她了。
"不说。""一句也没说过?""我问过他,"徐秀蛾说,"他说他爹死得早。他两岁的时候就死了。我问他你娘呢。他说他没有娘。我见他脸色不对,没有再问下去。"这时我们已经回来了。崔国平还躺在炕上,一条毛茸茸的黑腿从被窝里伸出来。徐秀蛾替他盖好被角,然后系围腰开始做饭。山里人一天只吃两顿,所以早餐和午餐合二为一了。她说她要包饺子给我们吃。我牵着狗娃的手出去转转。屋后那块菜地大了好几倍,靠树林的那边全是罂粟草。眼下花儿谢了,草叶也枯黄了,但那些形状像水罐似的小圆果却十分可爱。我摘下一枚闻了闻,然后把它放到裤袋里。我想象得出这片罂粟在开花的时候是怎样的美丽。这儿没有人禁止种它,也没有人拿它当毒品卖。像山里其它的花草一样,它平静地生长,开花,结果,然后枯萎,然后再生长。
"还记得你爹是什么样子吗?"我问男孩。他点点头。
"你爹给你讲故事吗?""讲。""天天讲?""对。""你还记得那些故事吗?""记得。""你会讲吗?"男孩又点了点头。他背后挂着一个小铃铛,走起路来丁当丁当地响。
"给我讲一个好吗?"我说。"讲狐狸列那还是格利佛?"孩子问我。"随便你。"他讲故事的时候话就多了。讲到高兴时也绘声绘色。我知道张平就是这样。
屋前的那块草地被太阳照得金黄。我倒在核桃树下看树影移动。孩子还在讲那个狐狸的滑稽事情,直到崔国平从屋里出来。
他的腿瘸得厉害。肩上搭了块毛巾去水边洗脸。
"这儿比九寨沟还好,"他对我说,"九寨沟除了人看人啥也没有。""你是什么时候去的九寨沟?"我问他。"年年都去。有时一年跑三五趟。""没看出你还雅兴不小。""哪里的话。要不是陪客户去玩,拿轿子抬我去我也不去。""我玩九寨沟的时候,"我说,"外人还不知道有九寨沟。""我跟你讲,"崔国平说,"我觉得各地的风景区,都他妈的就像女人一样,再漂亮的女人给人玩多了也不行,你说是不是。"崔国平洗了脸又过来了。我还躺在树下不动。那个孩子不讲故事了,拿起我的木头拐杖研究起来。
"这房子有多少年了?"崔国平问我。"大概六百多年,是明朝洪武年间造的。""你是怎么知道的?""墙上有字。"后来我们说起别的事情来。当他得知张平的坟就在附近,便立即拉住狗娃的手,要他带他去。这时徐秀蛾叫开饭了。他说他去去就来。俩人回来后,狗娃告诉他妈:"这个大块头叔叔给我爹磕了三个头。"崔国平鼓动徐秀蛾带孩子跟他走。他一边咬韭菜饺子,一边向徐秀蛾描述武都街市的熙攘情形。他口才不错,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死人也给说活了。
"嫂子你听讲,"他开始嚼舌头,"我给你买武都最好的房子。那房子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要什么有什么。我上海有要好朋友,是专门搞建筑的。上海静安寺希尔顿饭店的室内装潢就是他的大手笔。我请他来武都他不会不来。我要他给你设计一种最新潮的现代家居风格,保你一看图样就喜欢。""我们住不惯那样的好房子。"徐秀蛾说。"住住就住习惯啦。嫂子你也不是天生待在山里的命。我跟你讲,你把这间老房子出手卖掉。它至少值一百万。如果算上它的无形资产,也就是说,如果你跟买主讲清楚这房子的文物价值和考古价值,那么开价五百万也不算高。如果你同意出手的话,我到深圳给你找买主。我知道那些深圳佬的怪脾气,他们喜欢深山老林里的老房子。""是吗?"徐秀蛾咯咯笑起来。她脸色好看多了,眼角的皱纹也越来越浅,好像给熨斗熨平了似的,而且眼睛也越来越明亮。"你喜欢说笑话,"她对崔国平说,"城里人来住两天还可以,要是天天待在这儿就遭罪了。""你这话说得不对。没有道理。难道我张平大哥不是城里人?""他跟你们不一样。""哪儿不一样?是他多一个鸡……鸡眼(这家伙脱口而出的是另一种粗俗字眼,但说了一半就改口了),还是多一个头?""他喜欢这儿。""我也会喜欢的。""你不会。""我们打赌?"徐秀蛾自然不会跟小崔到武都去。不过她同意陪我们去白云宾馆住两天。她带上她的孩子和狗,那也是一头黄狗,是以前那头狗留下的种。崔国平叫她锁好门,她说她家从没锁过门,再说家里也没有锁。
这个山里女人只住了一夜就回去了。她说房间里的枕头太软,怎么睡也睡不着。她家用的是白瓷枕头,硬邦邦的好舒服。崔国平问狗娃电视好不好看,孩子说不好看。他问为什么不好看,孩子说就是不好看。崔国平给他看的是香港卫视台播放的香港武打片。片子里一会儿弄枪弄刀,一会儿动手动脚,连我都看得莫名其妙。
徐秀蛾走后,小崔要我去他家住几天,顺便瞧瞧他媳妇。出了兴隆山往东走,去武都只需一个多钟头的车程就到了,可是我急于回兰州,要立刻动身。
"不放心你的台球房了?"他问我,"你那张破桌子给人砸了也不可惜。""我有要紧事情要办。"我说。"什么要紧事情?""我要给张平他妈打个电话。""这算啥事情?"崔国平把他的手机扔给我,"你现在就打,随便你往哪儿打,打科索沃都行。我这个机子是爱立信公司的顶尖产品,瞧没瞧见它的型号是FH909。人家说摩托罗拉的好,我就不信这个邪,非买爱立信的不可。一般的机子只能在两个差转台之间用,我的只要有一个就行了,跑再远也漫游得到。""我没记住电话号码。""叫114给你找。"我不知道香港有没有114。""你是说张平他妈在香港?""是的。""你记错了吧?"他将信将疑。车子依原路回来,我和崔国平都在车上。
他一定要陪我到家才放心。我抱着枪在车上打盹。这把枪除了枪带被换过外,还是老样子;它沉甸甸的,拿在手上很带劲。枪管涂了油闪闪发亮。上下两个枪口像一对深不可测的黑洞,叫不懂枪的人害怕。枪膛里没有子弹。子弹都在子弹袋上。我数了数,装好火药的弹壳还有二十三颗,其余的都是空壳子。我摸着那些铜壳子弹沉思默想。车子在军用公路上平稳地行驶,崔国平跟司机说了一会儿话就睡着了。他认识那个大个儿司机。
我走的前一天晚上,徐秀蛾把枪还给我。她从墙上把它摘下来,用红绸细心抹擦,连枪机圈的里沿也擦了好几遍。我明白她在跟张平的遗物告别。她的眼泪从眼眶里涌出来。她想止住它但止不住。此时此刻,我也流眼泪了。崔国平动了动嘴,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
"我不再年轻了,"我对徐秀蛾说,"即使没断腿也不会再打枪。你把它留这儿,只当是张平的东西。""不行。"她摇摇头,"张平临死前交待我,一定把枪还给你。他说这是你的枪。""当初我是送给他的,没想过问他要。""他没这么说。"徐秀蛾还在擦枪管,她说她用的是自己打的蓖麻油。
"我原来打算来年春天去兰州找你。我知道你住山西巷一四号。""现在我跟你讲,"我对她说,"我把枪送给你。它是你的了。""我不能要你的东西。"这话说得我好伤心。
一向温和待人的徐秀蛾这时很倔,我没法说服她,于是只好背了枪离开那间石屋。崔国平要替我背,我说我背得动。
把子弹袋系在腰间,我心里突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我还行,我对我自己说,只要背得动枪,还能出去打兔子。回宾馆的路上,我倚住树,端枪瞄准树上的一只大鸟扣扳机。枪没响,因为我没给枪膛里填子弹。我相信我能打下那只鸟,所以没放枪打它。
路上徐秀蛾要换我背一会儿,我说这是男人的东西不让她背。孩子和崔国平跑在前面,他们有说有笑,惊得野兔四处奔逃。我无法想象假如不是徐秀蛾一路陪我,我会背那么重的猎枪和子弹,拄拐杖在树林里走一天(其实路程并不遥远,只是我们走得太慢)。到了宾馆,我自己摘下肩头的枪,把它放入贮衣柜里,子弹袋也放在里面的搁板上。我以为我会倒下去,爬不起来,结果还好。勉强能走到沙发前没出洋相。
车子在树木稀少的土塬上奔驰。天高云淡,但不见南飞雁。我给司机敬烟。他用车上的点烟器点烟,不要我的火。他说他也打过枪,在部队上打过,打的是半自动。后来我们越说越投机。他问我你的腿是怎么搞断的,我说枪走火了。那时我在甘南干活儿,住在一家藏民家里。那家藏民的小孩玩我的枪我没在意,枪响后才知道出事情了。幸好孩子不大,枪口抬不高,不然的话,丢的不只是一条腿。好人命大,司机在后视镜里朝我笑笑。他还年轻,身体壮实。我注意到他握方向盘的手很大,显得很有力气。
我们到家时已经天黑了。我的台球房还像往日一样乌烟瘴气。给我看门的那个环县姑娘正端坐在外屋的桌前神色庄重。而那个爱讲克林顿的家伙还在讲克林顿。我把猎枪挂在原先挂它的木钉上,然后叫姑娘走。她应该回去好好睡一觉。我坐在她刚才坐的那张凳子上,接过她给我沏的茶。
这时崔国平掏钱买酒买肉。在等吃的时候,他拿手机给家里打电话。
"喂老婆我真的好想你喔。我明天到家。对,是明天。你等不及了吗?等不及就自己想办法。我没说你坏话。没这个意思。你问我坐什么车回来?不对,不是火车,是空中客车。对啦,我飞回来。你不知道我在哪儿?你忘了我跟你说我来美国加利福尼亚?你问我来干什么?我是来考察这儿的玻璃行业的。美国佬刚打了我们的大使馆,我不跟他们喝酒,除非他们的大使馆也给我们打一下。对,现在我还没睡觉,不然跟你说话的是另一个男人了。我讨厌?不,我不讨厌。睡吧,睡个好觉。我要挂电话了。喂,你儿子踢足球赢了几场?……"这家伙说着说着突然想起我的事情来,便立刻结束他们夫妻间的异地夜谈,把手机沿桌边推给我。"你给香港打,快打快打。""现在是半夜十二点,"我说,"人家不像你是夜猫子不睡觉。""你搞错了。"他对我解释道,"我们是白天的时候,外国人就是夜里;而我们是夜里的时候,外国人就是白天。""香港不是外国。就算是外国也跟我们是同一个时区。""讲这事我最清楚。"那个爱说克林顿的家伙插嘴道,"我们东半球是一个时区,西半球是另一个时区。要是东半球的时区给西半球用,保准出问题。克林顿打科索沃打不下来,就是因为他在西半球指挥东半球,乱了时区还打得赢吗?要是莱温斯基不告他搞她的话,克林顿也不会打科索沃。北约不清楚这件事,跟着克林顿瞎起哄。"这家伙老说克林顿叫人心烦。崔国平给他一块牛肉堵他的嘴,他反而更来劲。
我还是白天睡觉,晚上看店。来我这儿的球手也还是一杆一杆地捣球,捣给下注的看。除非定期擦油,那把猎枪始终挂在墙上没人碰它。大家都到里屋去的时候,我常常盯住它看半天。现在我知道张平不会来了,所以一看到枪就想他。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个说一不二的堂堂汉子。可是他母亲抱怨他狠心断了他们之间的母子关系,使我心里不舒服。我对那个香港太太多少有些先入为主的偏见。她的皮肤保养得很好,指甲也抹了油。叫人奇怪的是,她额前的皱纹细密而又整齐,好像是精心折叠出来的。她说她当过保姆,干过体力活儿,我对此将信将疑。也许是她见我胡子拉碴形象欠佳,而且我屋里的空气也不好,所以不跟我细谈,而我也没问她什么问题。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只告诉她张平在武都兴隆山,告诉她怎么走最便当。我没说张平死了。我觉得张平跟她没关系。在我看来,她在香港过有钱人的生活,她儿子在森林里与一个善良女人相依为命,是各得其所。我见她流眼泪时,也说了几句安慰话,可是心里对她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她没见过她儿子上山干活儿时的认真样子,也没见过她儿子点蜡烛读书时的专注表情,自然更没见过她儿子持枪追击猎物时的矫健身影。她徒然只知自己有个儿子。如果这个香港太太不为亲情所动,我反而会尊重她。
一个多月过去了,我不知道她是否去了兴隆山。如果去了,也不知道她见了她儿子的坟有何真实想法。我猜她会哭得死去活来,然后拿细白的绢头擦干眼泪,然后回香港,然后坐在自己家富丽堂皇的客厅里陪客人玩麻将牌;一边玩一边说一些家长里短的闲话。我看得出她的手指是惯于洗牌齐牌的,其动作想必比别的老太要快得多。
我想张平的时候没法不想到她。从她给我看的那张照片上看,她年轻时是在大陆;尽管衣着简朴,甚至有些寒酸,但她脸色安详沉静,眉目间透露出大家闺秀的高贵气质。照片的背景是天安门,但那个背景是画在画板上的,其形状和色彩多少有些失真,看上去很别扭。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到香港去的,也不知道她到香港去是因为她是香港人还是香港有人。当然,更不知道她和她儿子怎么后来就天南地北,不在一起了。
今年的雪下得特别早。院子里传来扫雪的声音。那个环县姑娘已经替我点着了铁炉,屋里暖洋洋的。我躺在床上抽烟,不知道现在是上午十点还是下午两点。通常我总是肚子饿得前后贴在一起了才起床,所以有时候起得早,有时候天黑了还赖在床上。我住在小巷深处,巷尾是坍了雉堞的半截城墙,只有胆子大的人才敢翻过墙头往皋兰山上跑。这儿没事的时候很安静。
奇怪的是外面有汽车声音了。不知哪个冒失司机没弄清巷子里有没有掉头的地方,就一头钻进来。我的肚子还没饿到要起床的程度,所以还在被窝里抽烟斗。我一个人的时候拿烟斗点烟叶抽。那是陇东人种的金黄色的"唐烟"。早年有个陇东老人跟我讲起"唐烟"的典故时一脸自豪。当时我也真以为唐朝的李世民落难途经陇东时抽过这种烟,后来才知道,我们中国人抽烟的历史很短,清朝的纪晓岚一边给乾隆编书一边衔烟斗吞云吐雾,这在当时尚属新潮。
我睡觉的屋子不关门,那个正在扫雪的姑娘走进来跟我说有人找我。这时我不得不套裤腿下床迎客。
张平的母亲坐在她以前坐过的那张长凳上等我。昨晚没人在这儿喝酒,抽烟的也不多,所以屋里的空气比往日好。她叫我金先生,一边叫一边站起来,恭敬有加。她旁边坐着一个男孩。那孩子抬头看我。
"哦狗娃你还认识我吗?"我问他。"认识。""你娘呢,"我又问,"她怎么没来?""她给我爹看坟她不来。"我还是给张平的母亲沏茶末子喝,因为这儿只有这种蹩脚茶叶。这回她喝了,而且没皱眉头就一连喝了好几口。她说她要带孩子到香港去,要给他上最好的中文学校。孩子端坐在凳子上神色严肃,仿佛面试的学生正时刻准备老师提问。
"你会喜欢香港的,"我对他说,"香港是个好地方。"孩子不说话,没了在树林里跑东跑西的那股活泼劲儿。他大约还在想他娘,心里不高兴。不过张平的母亲喜形于色。虽然得知儿子不幸身亡万分悲痛,但现在看到了孙子,而且徐秀蛾同意她带走这个孙子,她大喜过望。她建议徐秀蛾跟她一起走,而且把张平的骨殖也带走,可是徐秀蛾坚决反对。她说张平临死前交待她,一定把他埋在树林里。香港太太对深山老林并无深切感受,她对一个女人在森林里过日子的艰幸与寂寞,只表示出一般人所表示的惊讶和不解。她体会不到徐秀蛾对她儿子一往情深的真挚,也想象不到徐秀蛾是忍痛割爱,把狗娃交给她,以此消弭张平因固执绝情而有违孝道的缺憾。所以她现在心安理得,仿佛没事似的不管徐秀蛾了。她说她给徐秀蛾留钱徐秀蛾不要。我猜这个香港太太有她自己的看法。大概她认为徐秀蛾是引诱她儿子误入歧途的坏女人,因为有涵养才压在心里没这么说。
老太太请我去德克萨斯大酒店吃西餐我去了。司机把车子从七拐八拐的巷子里倒出去,倒了半个多钟头才倒出巷口。他停下车,弯腰察看车身是否有被擦伤的地方,然后才拐上马路往酒店方向开。
我的胃口一向很好,而且不挑食。虽然不知道吃的是什么,可是来者不拒,有多少吃多少。老太太给我讲香港的风土人情我洗耳恭听。她要我当晚住在这里,享受一下五星级饭店的豪华与奢侈。我婉言谢绝。
"您知道我是白天休息晚上工作,"我对老太太说,"很抱歉不能晚上陪您。"她不勉强我。在我看来,她只是出于礼节上的需要才如此客气地款待我。若不是我帮她找到她儿子的下落,她不会多看我一眼。她说她和孩子搭明天的飞机飞香港。于是我们又聊起前几年建香港启德机场时的那段新闻风波。她始终不说她儿子的事。六点多钟的时候,我要告辞了。她问我是否能等她去一趟洗手间再走。我说您请便。她穿的是那种色彩艳丽但不失典雅的厚料旗袍。后面挽着发髻,头发一丝不乱。她走路时腰身摆动。看来是下了工夫才走得那么自然的,甚至比模特儿还走得好。
"狗娃,"我单独和孩子在一起时问他,"你跟叔叔讲,你喜欢去香港吗?""不喜欢去。""那你为什么不跟你娘在一起?""我娘要我跟她走。"孩子还是满脸严肃。现在他焕然一新,身上穿的全是专卖店里买来的高档衣服。若有人告诉我,他脚上的那双小孩皮鞋是五百块钱买来的,我不会大惊小怪。我自己有十多年没买皮鞋了,要买的话,也只能花二三十块钱,买那种积压了十多年的陈货往脚趾上套。
我一边点烟一边让小姐给孩子添菜,不问他问题了。
老太太去了好长时间才过来。她给我一张香港支票,说拿上它到中国银行能取现金。我不收她的钱。她知道我不是嫌多嫌少不拿支票,因为我没看支票上的数字就还给了她。
"金先生,"她坚持要我收下来,"这是我一点点心意,如果张平还在的话,他也会同意我这么做。""钱我是不收的,"我说,"如果您真的想帮我的忙,那么请您回答我一个问题。我最大的愿望是,希望您把我不知道的事情如实告诉我,免得我以后经常烦心想它。""什么问题?"老太太笑着问我。"但我看得出她心里很紧张。
"当年张平为什么不跟您和您女儿一起去香港?"我要问个明白,不管她是否愿意回答我。这天晚上,胖子带门钥匙了。我问他为什么还不回去,他说坐坐再走。我给他一根烟,他拿拇指和食指捏住它。以前他给我五哥家的孩子讲过电脑。我发觉他打电脑时不看电脑,想必是行家里手。
桌上放着一枚罂粟果。胖子拿起来细看,看不出是什么东西。当他得知那就是做鸦片的植物果球时,问我从哪儿弄来的。我说兴隆山。他后悔没跟我们一起去。
"听说你不开台球房了?"他问我。说话细声细气的像女人。
"是的,"我答道,"而且不住在这儿了。""你要去哪儿?""不告诉你。"我说这话说得很自然,既不是故弄玄虚,也不是不屑跟他讲。我一向的原则是,该讲的就讲,不该讲的就留在肚子里。他是读书人,自有读书人的悟性,所以只点点头,不觉得尴尬。
"你什么时候搬家?"他又问。"明天上午。"我说。
"我可以请假出来帮你搬。""不用,"我说,"除了墙上的那把枪,我什么也不拿。""这房子怎么处理?""给金妹住。"金妹就是天天给我打扫房间的那个环县姑娘。她来城里打工,一个也是打工的小伙子跟她很要好,我看得出她能管住他。现在他们正准备结婚。
我也是搭去宕昌的车到兴隆山去的。临行前到铁匠铺给拐杖换了个头,拄在地上稳扎多了。我再次见到徐秀蛾时她大惊失色,脸上布满了恐惧的阴云。
"你不能跟我在一起,"她对我说,"不然你也会像张平那样死掉。"
"不会那样。"我说。"有个算命的给我讲过我要死三个男人,张平死后我才想起他的话。""你跟我讲过这件事。""那你为啥还来找我?""因为我喜欢你。"夜里她躺在炕上的时候浑身打抖,仿佛预感到受了魔鬼的诅咒难逃厄运。我搂住她不让她哭。她说她的第一个男人也像张平那样死得不明不白。我说就算那个算命的算对了,跟你做一夜夫妻就死也愿意。
"不知道我前世作了什么孽。"她还在哭。
那个当木匠的儿子常常来山里看她。他说他还记得我。崔国平没破产的时候也常常来。每次都带来陇南春跟我喝酒。我们只两个人也喝得昏天黑地。虽然徐秀蛾滴酒不沾,但她始终坐在桌旁给我们斟酒,直到我们中的一个醉倒为止。崔国平很自豪,他说他现在走这段路只需两小时三十六分钟。他说下次来要给我们一个惊喜。结果当他正准备租用武都森林公园的直升机来我们这里时,法院冻结了他所有的银行账户,连他的别墅房子都贴了封条。这时候,他还买来大鱼大肉,照样喝个痛快。
我们在石屋里喝。有一天他问我,"你是不是跟张平一样,也喜欢过田园生活?""你怎么知道张平喜欢田园生活?""他能去香港却不去,跑到山里来种瓜种豆。""不是这样,"我摇摇头,"当时他已经办好了去香港的签证,后来节外生枝才没去。""出了什么事?"徐秀蛾问。"他姐姐为了去香港,跟姐夫离婚了。那时候,进出香港控制得很严,他姐夫和孩子不能跟他们一起去。""这算什么事情?"崔国平不以为然。"可是张平把这件事看得很严重。他说我们以前有香港亲戚被人瞧不起,全家人为此也吃了不少苦头,现在国家开放了,香港亲戚叫我们去是对我们好,可是有必要把一个好端端的家庭拆散吗?他姐姐跟他吵起来,不要他管她的事。张平一怒之下,撕下签证不去了。当时他母亲左右为难。一方面香港那边盛情难却,另一方面,她自己也渴望回到久违了的大家族中过好日子。虽然她心里喜欢那个老实巴交的女婿,在生活最艰难的一段时期,那个女婿大小事情都帮她做,而且常常给些钱让她补贴家用,可是她既无法阻挡她女儿要离婚的决心,也无法劝张平回心转意。再三权衡之后,她跟女儿走了。张平站在阳台上看她们离去,一句话都不说。""后来呢?"徐秀蛾问。
"后来他母亲回大陆来看他,"我接着说,"他不认识她了,只当陌生人不理不睬。老太太一边流眼泪,一边把香港带来的牛仔裤送给别人。她求他跟她说句话他不说,面孔像铁板似的冰冷。再后来,他母亲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她的前女婿也帮她四处打听,可年复一年仍杳无踪迹,直到找见我才柳暗花明。"这时崔国平只默默喝酒,隔了好长时间才说话。
〔责任编辑 程绍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