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穿过我青春所有说谎的日子
作者：周晓枫
字体： 【大 中 小】
十一、新标准
瓦洛佳：现在是另外一个时代了，更残酷、更有活力、更功利。它需要新一代的人具备新时代的个性。
在我经常进入的酒吧，三三两两的人围着小蜡烛自斟自饮，我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暧昧还是冷淡。洗手间的门牌上，蒙娜丽莎代表女性在微笑。光线低暗，我不敢贸然进入，因为她长得太像彼得大帝或者扑克牌上的王。为什么相左的事物，要长着那么酷似的脸，让人难以分辨。
标准的混乱，让我不知何去何从。叶莲娜为了理想而奋斗，瓦洛佳们也是为了理想而奋斗，理想之间那道绝对的界线在哪儿?既然磊落者和毫无廉耻的人都能做到问心无愧，你怎么将他们区别?沙子和火焰掺成玻璃。舞蹈和体育拌一拌演化为太极。迷恋和死亡搅一搅，成了醉态。蔬菜各有各的味道，但色拉酱拌上去，我们就彼此模仿得惟妙惟肖。谁能遗世独立?即使睡眠，人人都处于地球每时每刻巨幅而疯狂的旋转里又如何清醒?
其实是孪生的，那翱翔在天的苍鹰和沾满血污的地上的秃鹫。叶莲娜一定是夸张了高尚与卑劣之间的区别，最后自己跌进裂开的深渊。叶莲娜太认真了，结果误会了命运的暗示。我问自己以前信奉的，还有多少被继续信奉?药物控制中的悲喜，荷尔蒙操纵的爱情，利益调节中的正义……在一个频摆的世界里，我找不到稳定的支点。
我经常判断不出，一切是在进取还是在退缩，像判断一个正在倒退奔跑的人。面对一条改道之河，溯流而上的鱼犹豫了，它不知道在新旧河道之间如何选择，才算作对故乡的忠诚。
十二、妥 协
叶莲娜：新人们!你们学会用现实世界的缺陷给自身的卑鄙包装了……道德的低能儿!
我认识一个顽固的传统型理想主义者。在八十年代文化语境里，这位学者受人尊敬，甚至他的偏执也带着英雄气概。二十年过去，他的挫折却没有了悲剧中应有的庄重。许多往日的精英们，蜕皮之后只能从自封的没落贵族身份里，获得一点点衰荣。而他，连这点怀恋都是鄙夷的。这不是一个赞美隐士的时代，所以他的出世、他的不服从、他对平庸的不屈对抗，使他活得如此辛酸。骑着掉了一只脚蹬的旧自行车，他穿梭于校园和图书馆，继续着门可罗雀的艰深的学术研究。他的著作无人出版，虽然在那些手写的字迹中，读者可以体会到思想辐射的魅力，但读者，如此寥寥，大概只有在思想中才能体会到生理快感了，他身边甚至没有一个温暖的异性。他不能放弃他的准则，他的愤怒。但作为一名批判意识浓厚的过时学者，他除了偶尔有幸在文字里掏掏社会的耳垢，基本上无事可做，连纸上的权力都丧失了。这个堂吉诃德，这个螳臂挡车的笑柄。
图像越来越清晰， 眼睛却越来越花——虽然世界依然是众口一词的新世界，但他以自己的方式维护着旧时代的技术尊严。一个人，如何对抗这世界才能显得特立独行，而不是可笑地沦为集体的弃妇?
我知道自己在妥协。追求不错，放弃出色。进一步，退两步，中庸美学不利于前行，但利于起舞，利于旋转中的花样，利于摆出文化上拍照的姿态。我曾经无比抗拒不含创造性的劳动——但创造是什么?因为没有事先的样品作参考，它就没有事先的标价，缺乏市场号召力。当生存压力增加，我开始犹豫着写不写情色小说——我几乎没有细想过自己有否这个能力，似乎堕落是不需要成本的。
财富对我构成干扰，而功名，我又何曾摆脱它的诱惑?童年我模仿歌唱家，然后对着自己墙上的影子鞠躬……难道，不是追逐功名的开始?一个孤绝中的写作者，即使不追求财富和权力，也难以放弃对声名的期许。而功名，说到底就是包装了文化名义的财富和权力。二十五岁的我曾怀勇气，对着浩大星空发誓——宁可像一只闲置的石英表，在盒子狭窄而幽暗的寂静中，以精确的自律度过一生；宁可被打开的时候，它的心脏已停摆，无以释放关在里面的魔鬼；宁可如此，我也绝不妥协，让钱财、地位或浮华的名誉来随意调整自己的指针。今天，叶莲娜的诘语似乎来自遥远的地方。它让我认清，回忆中自己欠下的债务。
十三、马蹄表
叶莲娜：现在几点了?
与报时鸟挂钟不同，我的小闹表是一只蟋蟀。夏天我把它囚禁在一个紫砂小罐里。它从来不满足于像那只鸟一样从禁锁的木壳钟里每隔一小时探一下头就缩回去。蟋蟀一直在叫，间歇短得不可思议，你很难想象那么袖珍的生物会有那么巨大的肺活量。它的计量单位小得让人心慌，嘟嘟嘟，嘟嘟嘟，闪逝而过。一秒钟接着一秒钟的时间，步履急促，轮番在蟋蟀趴倒在地的背上践踏而过。仿佛一支排列紧密的军队，奔往赴死前线，它们的小皮靴如此坚定。
听着蟋蟀，频繁的小马达催促，我反而什么也做不了。它胸腔的振动节奏，让我昏昏欲睡。无论号角、勤力者的喘息或呼救，我都听不到了。在麻醉般的舒适中老去，你不知道是在几点，也不知还会不会醒来。
在最小的计时器里，每个人都在一丝不苟地老去。
十四、散 场
维佳：咱们走吧
看完话剧，走到工人体育场，路堵死了。演唱会散场，人群蜂拥，我又见到了那些孩子们。他们手里是荧光棒、唱片海报、“我爱某某某”的条幅。执著者肯定在某个出口，等待明星的离场。他们狂热追逐，带有自我折磨的倾向。狂热于一个对他们的一切都不闻不问、死也无动于衷的人，大概是纯洁原则使然——爱得不求回报，非我这种中年实用主义者所能理解。但回忆自己，难道不曾体会过舍身忘己的投入?甚至刻意不让自己享受发泄欲望带来的满足感，其实那也是一种秘密的享受，如同科学家分析过轻微憋尿能产生性快感一样。
他们中的大多数，和戏中的瓦洛佳、巴沙、拉拉和维佳同龄。看着他们五颜六色的头发：张牙舞爪的姿态和恣肆放纵的行为，我经常不自觉地把他们当作问题少年，当作没有理想和信仰来救赎的一代。但是谁告诉你，坏学生天生顽劣，或者是成人教育的失败个案，好像所有成人都晋升为光可鉴人的道德典范?我们偷梁换柱，曲解概念，如同在说生产胸衣的就是色情业。我们那么脆弱，往往视线他移，罪在孩子，我们就成了质量合格的成品。瓦洛佳们不同于六十年代少年，当年的六十年代少年是今天拥有道德批判权的成人。我们指责，我们批判，我们沉痛于他们的品格丧失，以此树立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界限，用于心理自保……那些转移到我们内心的稠密而无处告解的黑暗。
我总是在各种场合赞美青少年，甚至他们的前卫得出格的行为——我觉得那是侧面证明自己还年轻的微妙办法。当心理上实在难以接受和赞美，我选择沉默，不说孩子们的坏话。因为他们是未来的掌权者，决定是否给我留下苟且的空间。
从心理上对比青春，我为什么会有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没有及时过上好日子，我就有权指责他们的怒放?我的青春就更接近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纯正，需要一再地缅怀与颂扬?
在话剧和演唱会之外，我想起了另一种演出：孤独而神秘，它很像行为艺术。卢浮宫前的广场，脸上涂满金粉、全身裹着金色质料的人一动不动，他扮演着埃及法老，很长时间过去，他才极其缓慢地弯下腰。事实上，我不愿把他和我之间做出类比联想，但又不得不承认两者身上的近似。当开始写作，我觉得自己在向高尚致敬……但谁能保障我不是卢浮宫前的活体雕塑?在最高贵、最古老的不朽艺术面前，我鞠躬，我模仿，披拂廉价的金缕衣，在众生喧哗之中遗世独立……目的，同样是换取谋生的几个小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