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古城“菊花”金灿灿
作者：李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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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互动，兴啤充斥着奥赛罗式的咆哮，林黛玉式的悲泣，周公瑾式的长叹，工厂里容纳着诸多的诉说。
当人们踏入虚空，投向物我时，时间的脉动点评了一切。
国歌响起，红旗升空，鞭炮齐鸣。
覆盖在牌匾上的红布像一顶红盖头，在众人的逼视中缓缓揭开了，“新娘”和社会见面了，国企正式嫁给了私企，一个新的名字醒目地表现出来：
兴城市啤酒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来自省直及所辖市县的领导，汇聚一堂，和兴啤员工共同接受了这个日子，这是全省国企改制的第一乐章。
兴啤有限公司董事长翟文梓站在麦克风后面，那面目表情坚毅、感慨、喜庆、激越，又颇带莫测高深，但他是个爽快人，连给儿子起名也叫个“爽”字。他扶了扶眼镜看着台下，像望着人群，又像望着浩瀚的天空，“天空使人想到自己的使命”，一秒、二秒、三秒……好像是过了良久，一个带着鼻音的声音，在静得出奇的会场中迸发出来，铿锵、深厚，那么有力!他的话顿时把员工们的心砸亮了。
翟文梓对中国的私企特质没有什么高论，但中国私企的价值取向却被他精辟地点了出来，在场的领导，在场的员工深深地记住了三句话。三个响当当的承诺：“兴啤永远坚持党在企业的核心作用；兴啤永远坚持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兴啤的工人永远是企业的主人翁。”这就是兴啤有限公司著名的“三个永远”“三个不变”。
有人在哈哈镜面前炒作西方机制，媒体用声像手段盛誉私企的灵活，但是，谁能点出它的灵魂?“三不变”的契约才是真正的经典，它的灵魂是党。
翟文梓说：“我是兴啤的董事长，更是兴啤的党委书记，在兴啤，董事长永远坐在副驾驶上，掌握方向的是党。”
这是兴啤的独立宣言，这是兴啤的一号文件，这是一家私企的与众不同。
全公司一片哗然，掌声雷动，员工们把鼓擂得山响，兴啤人大恸、大喜、大彻、大悟。
这就是翟文梓的迷人之处。如果说“三不变”是私企的一部“显学”，这部“显学”则是中国私企独具深邃内涵的最新版本。私企层次、私企品味、价值的取向，用这样的快论隽语概括，这比任何装帧，任何纸的语言都来得干脆透彻，这是国企和私企至高默契的重合，这是工人们喜怒哀乐的最强读物。
兴啤不是个人的私企
兴啤挂牌不久，一位“有识之士”用哲人的舌头向着社会耳语，给人以侵占国有资产的警示，宣传家们卖弄风情地跟着絮叨。此时的翟文梓正在闹心，银行对几千万元的债务，上门讨要；原料销售单位不信任地上门索款；翟文梓正为启动资金着急，四处奔波弄得焦头烂额。公司财务反馈出的一条消息，更让他坐卧不宁；一千万的巨大潜亏，是在核定存量资产时发现的。改制时账面上的库存是个虚无的数字，仓库里的啤酒箱全是报废品。翟文梓惊呆了，对于这个后遗症，他不申诉，不想去找后账，不能向国家发难，疼痛只能自己咽下。
擅长灰色传播的小报记者无孔不入地来到这里，他们把私企设定在“私”的衡器上，用压扁的目光从门缝处寻找翟文梓背逆诺言的迹象。
但是，当他们在近距离窥视时，发现传说与存在，虚妄与真实是那么大相径庭。翟文梓的私企让他们大感迷惑，局外人也在真正的生活之外发愣。记者在公司的走廊里踱了十几个来回，硬是找不到公司董事长的办公室，他索性敲开党委书记的房门。
“您知道董事长在哪儿?”
“我就是。”
记者疑惑地问：“你是?”
“我叫翟文梓，也是这个公司的党委书记。”
记者恍然，笑了笑，又似有诸多不解，摇摇头，又点点头。
党委副书记常德贵带记者到各生产车间进行采访调查，记者更是一头雾水。车间办的门牌由一色的数字排列组合：1、2、3、4……13，13个党支部，简直是共产党的天下。视觉的冲击，使这位记者野性的揣摩被一刀封住。这里的一切远离了悖论，春的气息处在创生状态，工人们像打擂，用不着谁去吆喝，自觉地开展着劳动竞赛。每个车间，确切地说，每个党支部都作为一个生长单元，体现着蓬勃的过程。更抢眼的是一些机台上挂着明显的标牌“我是共产党员，大家向我看齐!”这是一个极其透明、极有磁性、极具感召力的口号，分明是兴啤共产党员的一种自信。
私企的概念在这里产生了流变，融入物化的勃发，弥漫在造访者的心头。一种新的企业观念在朦胧中生成，并越来越清晰，上升到观念的主体位置，带着挑剔到此的造访者成了目击者、见证者，这里真正是主人翁的集聚地。
兴啤不到一年时间便从困境走出，经济发生着跨越式的变化，但参观访问的人，谁也没去注意企业的变化过程，都被兴啤的企业思维、企业文化迷住。有人目睹一切后大发感慨：“翟文梓的私企模式是‘私企不私，世上仅有’。”
他们翻阅会议记录，看到翟文梓在一次党员大会上的发言，有这样一句话，经典地点出了他的内心世界，他说：“谁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忘记党的使命，就意味着背叛。”
翟文梓自己写了一篇条幅挂在墙上：“共产党员的心里通则就是一个‘公’字。”
对此，曾有人怀疑是一种乔装的组合，但资本的分配方式是最有力的证言。在“功利”二字上，任谁都会否定那种假设。
兴啤公司采取全员工薪制，工资表上翟文梓在高层管理人员层属于居中的那种，财会人员说：“翟董从不动公司一分钱，他动用资金要由总经理签批，经财务部门审核。”
工人们说：“翟董多次在职工大会上请大家监督。他说他个人花公司一分钱就算贪污。”正像翟文梓自己说的，兴啤不是我翟文梓的，它是全体员工的，是社会的，是国家的。
公司成立不久正赶上春节，翟文梓的老伴乘小车去商场购物，翟文梓得知消息，派人立即截回，妻子气得含着眼泪嘟囔说：“小题大做，不就是坐一回车吗?有什么了不起。”翟文梓声严厉色地说：“小车不是翟氏家族的，是公家的，非工作用车，谁都没有权力动用，包括自己。”他告诉办公室主任，“这是一条铁的纪律，是一项制度。”
他曾用制度“清理门户”。他清楚，特权是一种贵族病，是腐朽的大本营。在党的机关、在一些国有企业，特权像一把锈蚀的刀，切割着生动的肌体。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兴啤是私企，但不是私有，在兴啤必须先打倒特权。”翟文梓的外甥女原是这个公司的一名操作工，负责污水处理，一次上夜班时间躺在泵房睡觉。翟文梓夜查时发现了，当场告诉他外甥女“大会除名没商量”，同班组的人说情：“打一会儿盹，又没出啥事，警告一次算了”。翟的姐姐闻讯赶来，翟文梓说：“企业不是弟弟个人的，这事连工人都知道。我是公司的头，自己的刀就得削自己的把。有困难我可以帮，但工作出毛病，不处理的事我作不了主。”后来外甥女在古城南关开了一家食品批发部。翟文梓的弟弟负责销售，政绩平平被革职，弟媳因验质不能严格把关，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