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惊人事业随流水”：甘当配角的黄兴
作者：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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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成立时，唐绍仪提议请袁世凯入党，孙中山愿做介绍人，黄兴等也都表示赞同。当黄兴劝袁世凯入党时，赵秉钧、梁士诒、范源廉、熊希龄等都表示赞成，反对者则认为袁氏不如自组一党。袁世凯加入国民党终于未成为事实，但赵秉钧内阁大部分国务人员加入国民党则成为当时政坛“佳话”，这可以说是黄兴的“作品”。黄兴进京与袁氏见面，再三表示要组织强有力的政府，需要有强有力的政党为后盾，他提出邀请全体国务人员加入国民党（孙中山也“与闻其议”），袁世凯“极以为然”。10月4日黄兴、陈英士在离京南下前夕，在六国饭店举行告别宴会。黄兴致辞时特别公开宣布：“尝与袁总统一再熟商，请全体国务员加入国民党，袁总统极表赞成。后又商诸国务员，亦均表同情。”〔94〕黄兴对此深感兴奋，以为大有助于民国前途。孙中山也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中赞扬此举说：“今日内阁已为国民党内阁，国民党与政府之调和可谓跻于成功，嗣后国民党同志当以全力赞助政府及袁总统。”（谭人凤后来批评道，如果说请张謇、程德全入党还可以理解，那么梁士诒、赵秉钧、朱启钤不过袁夹袋中人，思想政见相区何止千里？请他们入党岂非“咄咄怪事”）所以，有人甚至说，黄兴是革命实行家，劝人入党也用革命强迫手段。
在这个问题上“英而不雄”的宋教仁看得就比较清楚，他把这个内阁仍然看成是“袁派内阁”，而不是政党内阁。黄远生当时发表评论称“宋派之颇能讲究严格的政治理论”，并说有人说宋教仁主张政党内阁，黄兴主张内阁政党，“黄系、宋系之说，诚为不诬者”〔95〕。即使如此，黄远生也肯定黄兴“朴直之热诚”，对其人格钦佩不已。
1912年9月13日，黄兴在给谭延闿的电文中说，自己与袁世凯晤谈两次，“均情意欣洽”。其实，不独黄兴，孙中山也是差不多。曾采访过孙中山的黄远生从1912年9月5日到10日一连发表四篇《记者眼光中之孙中山》，其中他与孙中山有这样一番问答：
［问］究竟先生对于袁总统之批评何如？
［答］他是很有肩膀的、很喜欢办事的、民国现在很难得这么一个人。
［问］他的新知识、新思想，恐怕不够么？
［答］他是很清楚的，像他向来没有到过外国的人，能够这么清楚总算难得的。
［问］他有野心没有？
［答］那是没有的，他不承认共和则已，既已承认共和，若是一朝反悔，就将失信于天下，外国人也有不能答应的。除非他的兵不特能够打胜全国，并且能抵抗外国，才能办到。这是怎么能够的事情。况且现在已经号令不行于地方，他若改变宗旨，于他有什么利益呢？〔96〕
直到1913年初，在“宋案“发生前道路传闻国民党要推黄兴为副总统或总统候选人，孙中山在日本还为袁“游说”。他表示自己已坚决辞去总统候选人，国民党人必推黄兴，但黄兴终必力辞，“此事终不能不烦袁世凯君”。因此，如果不是“宋案”，孙、黄那时未必会与袁决裂。
五、世上已无黄克强
“群雄争长，互相残杀，贻害匪浅”
在辛亥之际的历史转型中，黄兴是孙中山的最佳配角，他是一个具有强烈配角意识的历史人物，从未想要取代孙中山。虽然他有这样的机会，也有这样的威望与实力。但他的能力、人品、见识容或有局限，却有口皆碑。胡汉民评价他“雄健不可一世，而处世接物，则虚衷缜密……事无大小，辄曰‘慢慢细细’”。而“慢慢细细”是长沙的口语，其中有从容不迫之姿。周震麟说他“光明磊落，敝屣权势”，“是一个爱国血性男儿，平居沉默寡言，治学行事，脚踏实地，对待同志，披肝沥胆，因而能够得到一般同志的衷心爱戴”〔97〕。章士钊自称弱冠以来交游遍天下，最易交的朋友就是黄兴，在“无争”之外，“一切任劳怨而不辞”，所以断定：“人若以克强不服中山相齿奇龁者，克强有灵，必且惶恐退避，而不作一语，使言者在克强之前，化为渺小无物，不知所裁。”〔98〕少年时代在万人空巷时见过黄兴的王世杰晚年在日记中说起黄兴，仍对其“忠勇谦和”倾慕不已。
黄兴自述最初投身排满革命，是受了洪秀全故事的影响。但到了1906年，他的思想就有突破。当刘道一等回国策动会党、军队起义前夕，他嘱咐他们多注意思想上的指导：
今之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洪会中人，犹以推翻满清，为袭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将来群雄争长，互相残杀，贻害匪浅。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99〕
黄兴对太平天国争权导致失败的教训印象尤深，所以他始终不愿取代孙中山的主角位置，即使出现严重分歧也不想另树一帜。1912年5月，他与李贻燕等谈话时说：
我革命的动机，是在少时阅读太平天国杂史而起。……但是又看到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之后，起初他们的弟兄颇知共济，故能席卷湖广，开基金陵。不幸得很，后来因为他们弟兄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功败垂成。我读史至此，不觉气愤腾胸，为之顿足三叹。〔100〕
他认为革命“不能有丝毫私意、私见、私利、私图”，并为自己取名“轸”，“就是前车既覆、来轸方輶的意思”，也就是不想重蹈太平天国当年的覆辙。
1912年1月14日，张謇写信给黄兴，希望能“销去党名”，这样做“一则可融章太炎之见，一则可示天下以公诚，一则可免海陆军、行政上无数之障碍”〔101〕。3月10日，手握重兵的黄兴在写给江北第二军参谋长袁祖成的信中回答了不能取消同盟会名称的理由，并表示“将来政治竞争，但能以政见相折冲，不愿以武力相角逐，各国政党大抵如此”。并袒露心迹：“盖自束发读书以来，即知立志自爱，凡一切谋利禄、争权势与夫寡廉鲜耻、卑鄙阴贼之念，不待禁革，早能自绝于心。”〔102〕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黄兴也同时辞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3月30日袁世凯任命黄兴为参谋总长，他立即去电坚辞。31日，袁改任他为南京留守，他也不愿接受，经唐绍仪等再三劝说，才勉强接受，但表示一旦整理军队就绪，就马上解甲归田。
“愧死天下后世之拥兵自卫者”
当时不少人认为，黄兴身为南京留守，统辖南方各军，以声势而言，几乎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从实权论，也掌握了数十万军队，可以和北洋军阀抗衡。曾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次长的居正回忆说：“故在同盟会骨子里，总统虽退，而有留守保持此势力，假以时日，整理就绪，则袁氏虽狡，终有所忌惮，而不敢别有异图。”〔103〕《泰晤士报》驻南京记者福来萨说“黄兴的地位相当于一身而兼六个总督”、“统治着大约四分之一的中国”〔104〕。1912年5月10日，莫理循写给温秉忠的信中赞誉黄兴：“我越理解黄兴将军，也就越钦佩他的高度才能和决心。”〔105〕
5月13日，黄兴致电袁世凯请求撤消南京留守。同盟会内部对此颇有不以为然者，谭人凤就赶赴南京，并当面劝告：“阁员去职后，所恃以保障共和者，君一人而已。何忍放弃责任，博功成身退之虚名？”5月27日，蔡锷读到黄兴要求辞职引退的通电后，致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认为“破坏易，收拾难，建设尤难”，劝说黄兴“功尚未成，身何能退！”〔106〕黄兴一概不为所动。
5月31日，袁世凯发布命令，准黄兴辞职。6月14日，黄兴在交代完毕之后，发表解职通电、告将士书及解职布告，悄然离开南京。他的辞职，固然有财政困难等客观原因，但袁世凯的表面挽留，实故意陷黄兴于不得不求去之地。当然，只要黄兴有一丝拥兵自重之心，他也是完全可以把持这个权位的。章士钊在当月18日的《民立报》发表社评《论黄留守》，给予极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