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文学改良新议
作者：周泽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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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不必响应胡适，现实的理由是：古人之作，今人已摹仿不来。如有必要，今天倒不妨提出“不摹仿洋人”的要求。该要求之所以迟迟未有人提出，并非国内文字客已养成心高气傲、不屑摹仿他人的高贵脾气，而是摹仿洋人，较昔人之摹仿古人难度更大。如果“神似某人某人”还可作为一部分旧式文人的追求目标，希望写出神似某位欧美大作家的作品，则近乎骇人听闻。对有些作家，如卡夫卡、海明威、马尔克斯、昆德拉、博尔赫斯，我们已经听腻了发自中国作家的诚挚赞美，但声称自己的大作能“神似某人某人”的，我好像还未听说过。
“不摹仿洋人”的要求且虚拟到此。今日文坛与胡适时代的区别在于，我恐怕还得大踏步地把要求降低，以便将胡适的建议不避屈辱地改成这样：不抄袭他人。
摹仿，不管怎么说，还是一个文学概念，在西方艺术传统里，“摹仿说”甚至具有奠基者的资格，地位之尊崇无以复加。至于抄袭，它与文学的关系还不如与司法的关系来得密切。我从网上获悉，一张专业出版类报纸罗列了“2004年十大出版关键词”，“抄袭”竟然位列第一。本文不想匀出篇幅评论已呈泛滥之势的“抄袭”现象，在我看来，不管抄袭现象到了何等触目惊心的程度，它永远与文学无关，与学术无关。我们只可感叹世风不古，却不必感叹文风日下。抄袭不属于文风，哪怕它正荼毒着文风。胡适提到“文学有两个主要分子”，其一便是“要有我”。抄袭者所干的营生，不幸得很，竟然是“要灭我”。
当然，“不摹仿古人”与非得灭掉古文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似也无需多言。
三、须讲求文法
关于此节，胡适奉行极简主义，只花了寥寥五十余字，与其余诸节相对深入的探讨不成比例。全文如下：“今之作文作诗者，每不讲求文法之结构。其例至繁，不便举之，尤以作骈文律诗者为尤甚。夫不讲文法，是谓‘不通’。此理至明，无待详论。”
坦率地说，胡适如此删繁就简，未必不在避重就轻。他标题中拈出的概念定位飘忽，“文法”极易误读成“语法”或“句法”。此概念不加锁定，却抢先来一句“此理甚明，无待详论”，似也不甚“讲求文法”。斟酌我在别处读到的相关文章，胡适此处强调的“文法”，似指作品的布局结构。看来，思维周密而用词粗疏，也是胡适的行文特点之一，正如思维散乱而用词周到，倒是胡适所轻视的那些古文人的专长。
如果字词属于作品的血肉，布局结构则属于作品的骨架。胡适后来在长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提出过一个精彩观点：“不但这五十年，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做‘著作’的书，如《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等——其余的只是结集，只是语录，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这个见解真有直捣黄龙之势，不仅包含极富建设性的杀伤力，且一语揭破了中国文章之士的顽症，即他们只是雕镂文字的藻翰之士，而非胸有甲兵的文学大家，精于小处着眼却拙于大处着手，天生缺乏构筑鸿篇巨制的能力。在结构领域，他们的袖珍型才能通常仅限于照顾到起承转合，无力以自己强悍的思辨、饱满的情感和旺盛的想像，宏观把握住一个题材。我们知道，所谓“起承转合”，只是一个针对单篇文章的概念，格局有限，“气象”二字，尚无从谈起。如果只是把写作视为“学而优则仕”的工具，这份气象上的先天亏欠便难有弥补之日。仿照“词为诗之余”的提法，我或许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常见的文人写作，只是“官之余”的抒怀遣兴，而非性命以寄、心无旁骛的人生追求。诚如胡适在《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一文中所言：“中国二千五百年的历史，可谓无一人专心致意的来研究文学，可谓无一人专心致意的来创造文学！”陈独秀在呼应胡适的《文学革命论》中，也提出了相近的见解，表达上则有但求痛快、不计其余之嫌：“求夫目无古人，赤裸裸的抒情描写，所谓代表时代之文豪者，不独全国无其人，而且举世无此想。”
中国“无一人专心致意的来研究文学”、“无一人专心致意的来创造文学”的说法，今天当然不再适用了，不说别的，胡适本人就现身说法地提供了一种“专心致意的来研究文学”的榜样。
踅回当代，胡适指摘的“不讲文法（结构）”，作为一种病症似乎已不再严峻了。若单纯比较数量，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人学者撰写的“可以称为‘著作’的书”，是过去三千年中国“著作”总和的十倍乃至百倍。当然，换一个角度，我们又会发现，该病症只是得到缓和而非根除。随便去哪家大书店转转，留意书架上陈列的出版物，任谁都会看到，胡适所不屑的各类“结集”仍然占据了人文类出版物的主流，真正称得上“著作”的，数量尚不足“结集”的十分之一，且不说在那比例有限的“著作”中，也不乏比例惊人的“伪著作”。所谓“伪著作”，我指的是那种徒具著作形貌而缺乏著作灵魂的东西。
中国作家中不乏以艺术手法别致、情感表达新颖而为人瞩目者，但凭作品结构的完整引来交口称誉的则罕有其闻。至于以思想的丰富性、深刻性和矛盾性著称，近当代文人中惟鲁迅一人而已。中国有一些了不起的古典小说，然稍一分析，就会发现其结构稀松平常，艺术成就往往靠别种长处来救场。如《水浒》、《西游记》，结构上都有松散之处，《儒林外史》散架尤甚，不见梁柱，作品魅力纯依个别人物塑造上的出彩来支撑。中国古诗词亦鲜有以结构整饬而为人称道的，以至于人们还养成一种降格以求的欣赏习惯，只要诗中出现一个所谓的“名句”，读者就可以不吝掌声了。最典型的例子是，一首只写了第一句便因故中断的律诗（北宋诗人潘大临的“满城风雨近重阳”），照样能够驰名千秋。流风所及，难免雕虫之技大炽，屠龙之术式微。
结构能力，原是逻辑思维能力的自然延伸，故不可能不受到语言的制约。管见以为，中国作家在“文法”（结构）上的缺陷，本是思想或思维能力低下的反应，这种低下与来自汉语的钳制有关，即汉语在抽象功能上的先天缺陷会阻碍使用者思维能力的提升。与拼音文字相比，象形文字在言情叙事方面并无劣势，但于归纳演绎之道却难掩笨拙之态。读徐朝华先生《上古汉语词汇史》一书，我也毫无意外地发现，抽象概念的词汇，在早熟的汉语词汇系统里一直发育维艰，日后也未有起色。当年瞿秋白在给鲁迅的信中竟至认为：“（汉语）一切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的关系的形容词、动词、前置词，几乎没有。”
我没有看出胡适此处的“文法”包含“句法”“语法”之意，自然不敢强作解人，代为申说。不过众所周知，白话文通过师法西语，已经在“句法”“语法”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不再如古汉语那样只在区区“词法”里“经营位置”，现代白话文也终于变得有点“烦难”了。“（语法）烦难的文字”，鲁迅说，“固然不见得就精密，但要精密，却总不免比较的烦难”。这意见有破窗之力。忽视语法、句法的语言，也许能攀上诗意的高境，在思辨层次却注定难上层楼。汉语虽然世人咸称其难，但汉语的难——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专在形而下层面，如字音有限，四声难辨，字形繁杂，而在语言的形而上层面，则少有作为，表现为抽象词语匮乏、从句结构不足、概念指涉飘忽等。经常见到有论者以“恨铁不成钢”的激愤姿态质疑中国人（常见的是拿钱钟书为例）不能建立思想体系，我却一次也没有见到质疑者把问题延伸到这个层面：凭着这种天生令诗人欣喜、令哲人犯难的工具——汉语，钱钟书们若想仿照西方思想家那样建立一种思想体系，又将如何措其手足？
仓颉是位诗人，也可能是位大巫师，但绝对不是哲学家。也正因此，尽最大可能地修复现代汉语在思想表达上的先天缺陷，将是一代乃至数代汉语使用者的文化职责。“西化”固然是一个重要步骤，但人们心中倘没有一个“汉化”的终极目标，则这种西化极可能半道走失，堕入不伦不类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