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文学改良新议
作者：周泽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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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文人之下下工夫”（胡适语）之所以形成，也与古人不恰当地将一些荒唐手法发扬光大有关，最突出的如推崇“无一字无来历”，并将这方面的个别老手顶礼膜拜成文学圣手。按现在的文学观念，“无一字无来历”的作派迹近变态，因为该意思的反面，如“我手写我心”、“文贵有我”才是文学的生命所在、高贵所系。虽然“无一字无来历”的做法即使在古人那里也绝非颠扑不破的文章至理，对它持质疑否定态度的代不乏人，但“无一字无来历”作为一种文章境界的根基，在往昔世界毕竟不曾有过动摇。此种做法，在创始者那里（如杜甫、黄庭坚）虽有值得尊重之处，但它对心胸、才能均较为有限的文人会造成剧烈斫伤也是显而易见的。所谓“下下功夫”，原因部分在于：这种功夫并不难学。这也是寻常的经验之谈：凡是引来大量跟风者的作派，通常都高明不到哪儿去。真正高明的艺术手法，因为立足于独特，故本身也会有一个预防机制，使泛泛学步者要么知难而退，要么撞墙而走。模仿黄庭坚“西昆体”的文人远较杜甫的模仿者为多，也说明这个道理。
用典故成语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用经济的手段传递丰富的信息。每一个成语典故在其形成之时，都是语言的精粹，包孕丰富，意味深长，字面构成上往往也最为简洁生动。该成语典故一旦久播人心，作者使用它时，也就等于开掘了读者的腹笥、借用了读者的知识资源，两相互动，往往能释放出更大的信息能量，“以少少许胜多多许”。但凡事有一利也有一弊，该种经济功能的取得，以读者熟知那些成语、典故为前提，而该前提一旦具备，语言的审美功能又反受其害。因为文学的魅力，离不开“新”“奇”二字，而滥用成语和典故，恰与此道相反。反过来，文章一旦堕入陈腐之境，则作者追求的经济功能，也将同步消失，只堪沦落为廉价的语言蠢行。
这说的还是为人熟知的成语典故，中国古文人的蠢举往往还不止于此，他们专爱在所谓“僻典”里寻找文字激情和创作荣耀。用典和成语的惟一好处，只在降低理解成本，而使用僻典，则连这点可疑的好处都不具备了，反而使理解成本更趋高昂；更要命的是，这种高昂又无关艺术，只是腐儒的营生。
不过，如前所述，即使这种腐儒的营生，今人也操持不来了。我们还是慎用成语吧，因为陈腐之于文学，就像毒品之于生命，乃是最须急急走避之事。胡适云：“一受其毒，便不可救。”虽然夸张了些，但也算得上一种警示。
七、不讲对仗
胡适在发动文学革命之前，曾经用了数年“研究欧洲各国国语的历史”，对经由诗人但丁《神曲》唤醒的意大利语考察尤详。不过，当他提到“排偶乃人类言语之一种特性”时，我对他“研究欧洲各国国语”的成果不禁略生疑窦。按我的理解，“排偶”（意即“排比与对偶”，但胡适专指后者）是一种与汉语的特性紧密关联的修辞术，它推崇的形式美感，是以文字的成双结队为依托的，而这种形式美感几为汉语所独占。恕我孤陋寡闻，我既不曾听说英语或别种语言（如日语）中有类似现象，也很难想像一名英国诗人会如何安排对偶句。众所周知，传统西诗固然格律谨严，但其形式要求通常以音步为标准，如四音步、五音步，而汉诗则以字数为准绳，人们也惯以字数来命名不同的诗体，如四言、五言、七言、长短句等。
如胡适所言，对仗的盛行是一种“文胜质”的表现。生成这种文风，虽与专制时代慕虚礼、远实情的文化现状有关，但考虑到早在老子《道德经》里即已出现相当成熟的对偶句法，我似乎更应该将它归入汉语的语言个性中。而其在六朝时蔚然风行，开启一代绮靡文风，则又暴露出该种文风的阴柔本质。对仗的盛行，令文学成为一种玩偶，甚至一种拼图游戏。它最大程度地抹杀了思维的灵活性，让人误以为事物只要按婚姻法来个两两相对就能产生力量。它形式上的工整，包括音韵上的铿锵，也极易让人受到听觉上的牵引，遂将这种文字游戏误读成某种逻辑或理性力量。思维既已被捆绑在机械的此呼彼应之中，思想的扑腾必大受牵制，不复存远翥高翔之念。读古书遇到缺字，据说可以按《淮南子·说训》“视书，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的方法加以八九不离十的还原（钱钟书先生对此有过实践，详《管锥编》1080页），此法之所以可行，皆拜对仗之赐。试想，一种文章作法机械如斯，还有多少趣味性、创造性可言呢﹖对仗式作文法，擅长把文章弄成一座按几何图形布置的华丽花园，令活泼不羁的文字服务于一种形式铁律，我们看到鲜花列成了方阵，书香变成了绳墨，文字沦为弄臣，而思想成为囚徒或逃犯。
不过，正因为对仗与古文的高度依存关系，对仗也和“用典”一样，随古文一起渐行渐远。当对仗泛滥之时，我们有必要认同胡适博士的呐喊，痛斥其非，而当对仗已被九十来年的白话文运动剿灭殆尽，我们又不妨换用一种轻松心情和审美眼光，对它重新打量。当年的俗滥手法现已摇身一变，似乎可以凭借经济学上的“稀缺性原则”或文学上的“陌生化原则”而令人眼前一亮了。对今日文学来说，胡适的意见已经不值得领教了，倒是余光中先生《哀中文之式微》一文中抒发的感慨更能切中时弊，他在别处拈出的“文白亲家”而非“文白冤偶”的概念，也更具现实意义。这便是“此一时，彼一时”的道理，既然对仗手法对思维的戕害不再呈规模化效应，我们大可不必板起一张讨伐的脸，相反，承认其形式美感，认可其典雅成分，借鉴其中偶或有效的表达手法，倒成了一种合乎时宜的认识。中国人告别文言近一百年，功绩早已垂之史册，且白话文的进程也已显出不可逆的趋势，但当年的决绝造成的若干弊端也日益明显。我们发现汉语的优雅性日渐沦丧，世俗性日益高张，从语言的前途考虑，这是令人揪心的。适度地向以对仗为代表的古典手法招魂，以平衡汉语的世俗化乃至浅薄化趋势，深有必要。我们认可胡适当年对古汉语的讨伐，认可新文化诸贤当年对传统文化的否弃，但今天的我们尤应认识到：那种讨伐和否弃，只是前贤的权宜之计，而适度汲取古汉语中的精华则成了今人的当务之急。正如我们认可鲁迅等人关于汉语不够“精密”、宜向西方借鉴表达手法的相关见解，但这不等于我们无视“恶性西化”“西而不化”（余光中语）已经带来的负面作用。我们希望现代汉语能够继续拓展表达疆域、增加表达功能，但我们不该容忍诗意的汉语就此走向乏味。
毕竟，汉语作为母语，是我们永远无法漂白的精神黄皮肤。
八、不避俗字俗语
对今日文坛来说，这一条明显不着边际了。“俗字俗语”在胡适之后，已经在中国获得了艺术上的许可，并且可以在“地方色彩”这一文学名目下变得尊贵起来。即使在友邻艺术，如绘画、影视和小品中，俗字俗语也经常以其地域色彩和艺术个性得到大众的肯定和欣赏。我们赞赏赵树理、沈从文、老舍等人的艺术成就，相当程度上就是对作品中鲜明的地域色彩表示欣赏，“俗字俗语”已被包容在内。
总之，这不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文学题目了，我们既不觉得有必要呼吁它，也不认为有必要否定它，不过，真要讨论的话，今天提出“慎用俗字俗语”的要求，好像更具现实意义。具体地说，是慎用网络用语。
网络用语形成之初，还是不乏清新之气的，我们既可以从青年人追新逐异的心态上加以理解，也可以从技术和经济的角度加以理解。网络用语的动因，与提高输入速度有关（说“3q”肯定比说“thank you”或“谢谢你”来得快），而输入速度的提高，有利于降低网络资费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便是所谓“技术和经济”上的障碍。当这个属于互联网早期的障碍不复存在时，网络用语却已发育成熟，像一个获得了智能的魔性机器人，可以脱离技术和经济的制约，单独拥有存在合法性了。经过十来年的无序繁衍，蓦然回首，网络用语之泛滥，已经到了可以动用“洪水猛兽”这个恐怖形容词的程度了。当看到那些杂糅了汉字、字母、标点、古怪符号的网络帖子时，我最直观的感受是：汉语正在遭受糟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