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文学改良新议
作者：周泽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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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胡适时代的最大区别是，当年决心剿灭古文的那批青年人，本身具有相当的古文和文学修养，有着明确的文化诉求，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心里流淌着对汉语的珍爱，眼睛里瞻望着汉语的前途。而今天正在糟蹋汉语的人，总体上却是一群汉语修养非常有限的人，他们只是凭恃着恣肆放纵的游戏精神，尽情地说着新时代的鸟语。换言之，虽然他们正在糟蹋汉语，但我此刻用到“糟蹋”这个词，内心也不无“言重”之感。汉语被糟蹋了，但糟蹋者完全没有糟蹋汉语的主观故意却是可以肯定的。这才是真正的可怕之处：糟蹋者天性纯良，青春洋溢，没有丝毫为非作歹的恶意，与此同时却有着惊人的糟蹋能量。面对这股森林野火般蔓延的能量，重提“不避俗字俗语”的要求，近乎助纣为虐，相反，强调维护汉语的纯正性，则变得时不我待。以我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我甚至怀疑，拯救汉语，是否为时已晚？
结 语
说古汉语命不该绝，也非无的放矢，胡适本人其实深有体会。比如关于林纾用桐城派古文翻译的小说，胡适尝如此评说：“平心而论，林译的小说往往有他自己的风味……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茶花女》的成绩，遂替古文开辟一个新殖民地。”在他心气平和之时，也能通过“清代的大文家章学诚”的例子，得出“文中杂用骈偶的句子，未必即是毛病”这一持平之论，与他阐述“八事”时的决绝态度判若两人。对时人视为“妖孽”的桐城派古文及更令人不堪的“八股文”，胡适也都曾给予不同程度的肯定。更明显的例子来自章士钊，这位被罗家伦誉为“集‘逻辑文学’的大成”的政论文家，此前已经用自己的杰出努力，在“论理”领域替古文开辟了又一个“新殖民地”。胡适承认：“他的文章的长处在于文法谨严，论理完足……有章炳麟的谨严与修饰，而没有他的古僻；条理可比梁启超，而没有他的堆砌。他的文章与严复最接近；但他自己能译西洋政论家法理学家的书，故不须模仿严复。严复还是用古文译书，章士钊就有点倾向‘欧化’的古文了；但他的欧化，只在把古文变精密了，变繁复了；使古文能勉强直接译西洋书而不消用原意来重做古文；使古文能曲折表达繁复的思想而不必用生吞活剥的文法。”这就是说，胡适写《文学改良刍议》之前，已经亲眼目睹了古文在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所表现出的可贵适应能力，他甚至见识到了“‘欧化’的古文”！那么，对于自己罗列的古文种种弊端，胡适想必也知道，它们其实并未达到不可疗救的程度，原本也是不妨“改良”一下的。看来，为了自己的文学革命，他只是佯知为不知，故意避而不谈罢了。胡适真正未及看到的，是后人钱钟书用古文撰写的学术巨著《管锥编》。不管钱钟书此举是否意在检验古文的适应能力，但经由钱钟书的如椽巨笔，每一位《管锥编》的读者都已深切认识到：古文确实具有不容低估的适应力，古文独具的艺术魅力，是现代汉语万难企及的。
古文气数未尽而遭胡适等人贯胸一掌，竟至斯须而毙，其间恩怨功过，也许再过一百年才能看清。
我个人是颇为认同用白话文替代古文的，所不能认同者，惟胡适及其战友对古文下手太狠。古文曾经有过的诸种弊端，窃以为与它门墙深锁、对民间“活文学”过于侮慢有关，现代汉语面临的问题，似又与它耽溺江湖、对汉语文学的古典庙堂太过轻视有关，遂造成一种文化上的割裂。这种割裂，原本也许是可以避免的，而今是否还能觅得“改良”之途，我已不得而知。我只能悻悻地想：假设由文言到白话的过程采取渐变的“改良”之道，而非发动一场类似法国大革命的流血冲突，将古文置于断头台下，今天的汉语世界会是一派怎样的美妙景象。当年的胡适，假“文学改良”之名，行文学革命之实。今天的我们大概可以认识到，文学或文化，是万万革命不得的，循序渐进，温和改良，才是它惟一该走的道路。
当然，现代白话文作为一种具有独立性的语言，它面临的问题，不可能限于古文一端。胡适在《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中，提到中国古人乃是一个“思想简单朴实之民族”，我深以为然。论理性能力，我们无法望古希腊人之项背，论想像力，我们在古印度人面前简直抬不起头来。这是我们文学身子骨中的软肋，胡适的“文学改良”，模模糊糊地触及了这个软肋，我今日重温，仍强烈意识到这个软肋的存在。软肋不除，汉语文学难臻高境，而软肋的存在，又是与我们使用的语言密不可分的。归根到底，我们无所逃于语言之中，思索语言的局限与思索人的局限、拓展语言的空间与拓展人类的空间，常常就是一回事。
兹事体大，我深知，小文其实是连“刍议”二字都不敢抹上题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