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偏”而后能“安”
作者：雷池月
字体： 【大 中 小】
朝廷（宋）和地方割据政权（吴越）之间的这种关系，在历史上可说是十分少见的异数。赵匡胤死了以后，钱俶也许担心朝廷的政策会有变化，也许觉得割据已经没有意义，在赵光义（太宗）登基的第二年，他向中央交出了全部政权。这当然是事情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老子所谓的“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钱氏政权的事大主义政治路线所取得的最大成功，当然不是保证了钱俶能富贵终其一生，而是证明了它确实如吴越丞相所说的是“保族全民，唯一上策”。由于政权的和平交接，杭州在乱世里取得的十分难得的成长和繁荣，在大一统的新形势下，得以继续保持和发展，这是钱俶，或者说历史给予后人的一个有益的启示。
二
杭州再次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是一百五十年以后的事了。开封沦陷，二帝被俘，北宋的统治在靖康之耻中结束了。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当时正在河北一带以兵马大元帅的名义组织部队，侥幸躲过了当俘虏的厄运。金兵北撤，伪皇帝张邦昌既无实力，更无人望，自愿交出政权，请哲宗的元佑皇后孟氏垂帘听政。这位孟皇后因宫廷斗争失利，曾两度被废（所以才未被金人掳去），政治经验是丰富的，她立即派人从济南把赵构接到南京（北宋的南京在河南归德），即了皇帝的大位。当时，以李纲、宗泽为代表的抵抗派，力劝赵构回都开封，可是他却和投降派大臣黄潜善、汪伯彦等伙同一气，决定迁都扬州。李纲宰相当了不过七十天就被免去，宗泽则忧愤而死。赵构朝廷的懦怯表现唤起了金人更高涨的南侵欲望，大军分三路南下，其中一路取徐州，渡淮水，直奔扬州而来。赵构朝廷只好仓皇逃往杭州。可是不到半年，女真军队又跨过长江进逼杭州。赵构放弃杭州，经绍兴、宁波跑到定海，心想再这么在陆路上跑下去，总难免要被追上，不是办法，于是把政府人员、档案及宫室、扈从等装在几只大船上，在台州到温州之间的海面游荡。女真骑兵不习海战，而且屡屡受到沿海地区民兵的袭击，最后决定大肆掳掠一番后撤军北还。撤军途中，在黄天荡被韩世忠的军队围截，受阻四十八天才得以通过。经历这番挫折，金兵从此未再渡江，赵构和他的朝廷终于在杭州安顿下来。
杭州就这样成为南宋的京都。南宋是一个历尽屈辱的朝代，以屈辱始，以屈辱终，然而却维持了长达一百五十年的统治，而且在经济和文化方面还实现了高度的繁荣，真也可算是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正是这一奇迹成就了杭州六大古都之一的历史地位。这个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影响最大的偏安局面得以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还是要落实在“偏”而后能“安”这个命题上。建炎年间，金兀术进军江南，未能建灭宋之功，反而蒙兵败之耻，使金人深深体察到远涉江湖，征程险恶，而且战线拉得太长，后方又尚未平靖，用兵确为不易，所以虽然后来几次扬言要“问罪江表”，但究竟未敢再做过江的打算。1141年（绍兴十一年），双方停战媾和，以秦岭、淮河为界。二十年后，完颜亮野心勃勃，率六十万大军分四路南侵，赵构其时又想故伎重演逃亡海上，杭州百姓也已逃散一空，好在首战采石矶江面，金兵就被虞允文的水师击退，而此时金国发生内乱，完颜亮被叛军所杀，金人匆匆北撤。双方重新议和，依旧维持1141年时划定的边界。到1206年（宁宗开禧二年），南宋主动发起所谓“开禧北伐”，虽然以意料中的失败而告终，但在1208年议和时，边界却并无变化。金国人作为胜利者并未提出领土方面的要求，这表明金国已经无心而且无力再通过发起长距离的南征来扩大地盘并“混一天下”。在金与宋这一对矛盾中，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当金人格于自己的能力，或者说满足于自己中原上国的地位，决定与卑屈恭谨输诚纳贡的下国共存时，南宋的偏安便具备了首要的前提条件。
（二）投降主义的政治路线始终在南宋朝廷占据着主流地位。靖康年间和建炎年间，女真的两度南侵，都是一种线状的进军，来势虽然凶猛，控制的地区却极为有限。黄河南北还满布着南宋官军和老百姓自发组织的“忠义民兵”，军心可用，民心可用，无论就军事实力、综合国力、人心向背任何一方面进行比较，南宋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可是，在赵构和他倚重的投降派分子的心目中，除了逃跑，便是议和，再无别的盘算。战争打了十几年，他们净干些亲痛仇快自毁长城的事：不仅不支持义军，而且不允许官军配合义军作战，致使华北战场上数以百万计的抗金武装，一股一股被敌人消灭掉；为了满足金人议和的条件，同时罢去岳飞、韩世忠、张俊三大帅的兵权，并设计杀害所向披靡、“大功垂成”的岳飞父子……，不胜枚举。南宋投降主义路线之所以能顺利贯彻，根子就在赵构身上，遭人唾骂的秦桧之流，虽然奸险，也不过是迎合了他政治需要的工具而已。赵构这个人，历代以来，人们对他谅解多于指责。《宋史》上说他“恭俭仁厚，以之继体守文则有余，以之拨乱反正则非其才也”，对于他“偷安忍耻”的恶劣表现，只是轻描淡写地评价道：“克服旧物，有余责焉……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明代文徵明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赵构的投降主义路线是出于对自身利害权衡的结果，因为金人手里始终握着一张王牌——他们随时可以将赵构的哥哥钦宗赵桓遣送回来，这时赵构就会面临一个最可怕的问题：自己“往哪里摆”？开封的亲王何如临安（杭州）的皇帝，难道还需要问吗？在金兵已经接受南北共存这一事实的时候，赵构的政治选择必然带来屈辱的长期的偏安局面。
（三）南北双方的社会发展所决定的统治者和民众的心理变化。金国建立了对华北地区的统治以后，将女真人大量内迁，建立所谓屯田军制度，侵占土地，盘剥汉人，时间长了，自身被高度汉化，游牧生活方式逐渐被农耕所取代，特别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统治者选择了全盘汉化的做法，尊崇儒学以施行教化。农耕社会远没有游牧民族那么强烈的通过战争进行掠夺的欲望和冲动，而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礼教的观念也限制了野蛮的风气。民众不再向往战争。同时，统治者也能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与其继续进行前景并不看好的南侵，还不如有效地维持对北方的统治更切实际也更为有利。至于南宋方面，由于南逃的贵族、官吏、商贾、富户带来了大量的财富、知识和经验，为南方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大面积地垦荒、兴修水利、改进和扩大手工业的技法和规模、发展内外贸易……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许多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不可能念念于投入战争去“解放北方同胞”，统治者中虽有人热衷于“光复旧物”，如宋孝宗、宋宁宗辈，似乎都做过振作有为的打算，惜乎壮志有余而实力不济，无一次不以失败告终，而和约的条件自然变得更为苛刻。一度掌权的抗战派首领韩侂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被投降派史弥远和杨皇后合谋杀掉以后，从此朝中再没有什么人唱“中原北望气如山”的高调了，偏安成为朝野一致的思维定势。直到后来元蒙灭金的时候，不少人还幻想从中捡便宜，通过结盟再与蒙古人来个南北共存，保持偏安局面。可惜蒙古人胃口比女真人大多了，硬是把南宋朝廷从杭州赶到海上，一路追击，最后在南海上将其全数歼灭。
三
南北的长期割裂，对习惯一统的民族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因为在东方专制体制下，没有了国家的认同感，则民族反映在语言、文化甚至血缘方面的联系情感的纽带会变得很脆弱。经历了一百多年女真人这个少数民族的统治之后（部分曾经在契丹人统治下的地区时间比这更长），北方的汉族不可能把南宋视为自己的祖国，他们就是金国的子民，特别是在朝廷实行释放奴婢、鼓励通婚、尊崇儒教等政策以后，这种国家的认同感更得到了加强。蒙古崛起北方，尤其很注意争取汉族上层的支持。相当一批汉族的地方豪强，拥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而这些军队不少正是灭亡南宋的主力（蒙古骑兵投入南征的总数不过十余万而已），最著名的如灭金的史天泽，灭宋的张弘范，都是元朝数得着的开国功臣。肯定地说，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君上是异族人而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否则，张弘范也不会在崖山勒石纪功：“张弘范灭宋于此”。他们不是叛臣，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做过宋的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