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偏”而后能“安”
作者：雷池月
字体： 【大 中 小】
在绍兴看到大禹的陵墓，始而是奇怪：中原的大酋长何以会葬在东越的海滨？继而是信服：他经历了多少艰辛，才终于探索到这块东亚大陆上最低洼的地区！——无论多大的洪水，只要疏导得法，都会从这里入海——想必是夙愿已偿，一头栽倒在地上，便再也没有爬起来。老子说“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万物之牝”，意思是“下流（游）”是财富和机会会集之处，所以，“大者宜为下”。于是，在富庶的吴越的大地上也一度出现了渑池之会上被推为霸主的吴王夫差这流人物。然而，在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农耕文明的漫长历史决定了中原才是“群雄逐鹿”决胜的战场，吴国的称霸只能是昙花一现——它来得太远了。但正因为偏远，如果不觊觎最高的王权，吴越一隅的偏安却是比较易于实现的。在这里，撇开综合国力的比较，地缘政治的因素不容忽视，偏安，偏安，“偏”是前提，“安”是结果，只有“偏”，而后能“安”。
一
吴越（江南大地）的偏安，始于三世纪初的孙权，这一过程，除了西晋短暂的统一（三十多年），一直持续到六世纪末杨坚灭陈，将近四百年之久。其间，这些偏安政权的领土大小有些变化，但其政治和经济中心都在吴越地区，为了权力向四周辐射的方便，统治者选择地接吴楚的南京作为都城。到了唐末，藩镇割据的政治格局带来了吴越地区的分裂：土匪起家的杨行密占据扬州，被朝廷任命为淮南节度使，势力扩大到整个苏北、皖南、赣东、赣南地区，而浙西、浙东两观察使的地盘则落在盐贩出身的钱镠的手中。杨行密的政权后来被徐温取代，成就了徐温养子徐知诰（李昪）南唐的基业，钱镠则建立了吴越国，于是，大吴越地区两大偏安政权并立。吴越国的建立，使杭州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地位日益凸显，奠定了日后杭州作为一代古都的精神和物质基础。
钱镠这个人是很有些传奇色彩的，由于他小名叫钱婆留，浙江民间曾经流传不少钱婆留如何发迹的故事。他本是杭州乡下一名无赖，贩卖私盐也兼营些打家劫舍的勾当，精通武艺，且骁勇过人。黄巢大军入浙，钱镠被募为乡兵，他用计设伏，率二十名劲卒，奇袭得手，“斩首数百级”，从此名动一方，声势日大。后来他又布一疑阵，竟使黄巢部队绕杭州城不敢入而径直南下。黄巢一走，他拖出来的这支人马，很快控制了整个杭州地区。唐末时，谁有多大地盘，谁就有多大的官爵，钱顺理成章地被朝廷任命为权知杭州军州事兼杭州管内都指挥使。随着他的势力和地盘的扩大，唐昭宗又授他为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两浙安抚使，并赐给检校太尉、兼中书令、上柱国、彭城郡王一系列头衔。由于有这重“知遇之恩”，朱温篡唐，钱镠是十分不满的，但分析形势权衡利弊之后，他拒绝了部下起兵讨梁的建议。朱温当然也想笼络他，知道他喜爱玉带、宝马，便送他玉带一盒、宝马十匹，又加授他扬州大都督、淮南四面招讨使。淮南是杨行密的地盘，而杨是正面反对朱梁政权的，这个任命很明显是要挑起钱、杨两家的冲突。钱镠精明得很，礼物全收，扬州大都督、淮南招讨使的头衔可从不使用。后来，梁末帝又册封他为吴越王，吴越正式建国。
不久，梁亡于唐，唐庄宗李存勖承认吴越建国的既成事实，并赐给钱镠玉册、金印等天子才能使用的物品。这时，西川王氏（前蜀）、扬州杨氏、南越刘氏、福建王氏都已先后称帝，这几家都极力敦劝钱镠也建帝号，送的送龙袍，送的送玉玺，钱镠一概谢绝，并笑对左右说：这几个小子自己坐在炉炭之中，不知其危，还想把我拉上去凑数。乱世能有这份明智，可算难得！这和他整个的气质修养是分不开的。比如他身居高位，却节俭一生，帐子破了都舍不得换。除夕家宴，奏乐数曲，就命令停止，说“别人听见以为我作长夜之饮”。又如他夜间睡眠极少（绰号“不睡龙”），最好与人议论史实、时政，也爱读诗赋，有时还写几句诗，画个墨竹之类。但所有文化类的活动都被他视为消遣，决不影响政事，有人曾向他转述李频的两句诗：“只将五字句，用破一生心。”他听了大不以为然，感叹道：一颗心什么地方不好用，破在诗句里，可惜啊！他的这些表现和他的出身经历很不协调，但惟其如此，才更增添了他个人的传奇色彩。
钱镠活了八十一岁，统治吴越垂四十年，五代十国中，他创立的吴越国是蒙受战祸最轻的，这得益于他一贯执行的事大主义的政治外交路线。他临死前对儿子说：“子子孙孙要好好事奉中朝，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这就是他的政治遗嘱——不管中朝皇帝换了姓什么的，都要注意搞好关系。他的儿子钱传瓘和孙子钱弘佐、钱俶都是事大主义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特别是钱俶，更是在这方面“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大国与小国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老子说：“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钱俶和中央政权的关系，正是这种“各得其所欲”原则的体现。到了赵宋时期，这一原则的体现达于极致：从吴越方面来说，事大主义路线走到头了；从赵宋方面来说，统一战线政策取得了最终的结果。于是，双方的对立完全趋于同一，和平统一终于水到渠成。
钱接受过汉、周、宋三朝的册封，对中央，他始终把握两大原则，一是恭顺，二是大方。恭顺，就是要礼仪周到，服从命令。至于大方则无非是舍得“出血”。苏南、浙东，富甲天下，只要能换来安定，出点“血”倒也值得，最难处理的是朝廷每每向南唐用兵，总是要两地毗邻的吴越做偏师配合。钱俶当然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南唐一旦完了，自己就直接暴露在中朝的毂辇之下，其危殆不言而喻，然而，中朝之命又不可违，实在是进退维谷。后周攻淮南，吴越出了兵，但无功而返，战争以周唐划江而治告终。到赵匡胤打金陵的时候，形势就大不一样了，朝廷发来的诏书表明，这次出兵旨在彻底消灭南唐，吴越奉命出兵，则自身的独立或可再维持若干时日，如果抗命，则吴越的覆灭就在眼前。李煜写信给钱俶，说：“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但这个问题，钱俶早就想清楚了：“唇亡”固然“齿寒”，但“唇”到了不得不“亡”的时候，“齿”又何尝救得了它？而且，“今日”伐君，则“明日”、后日或还有我，“今日”不伐君，则“今日”我当与君偕亡。钱俶把李煜的来信呈交给赵匡胤，以示自己为王前驱的决心。
吴越的五万大军从杭州出发，连克宜兴、江阴、常州等地，与宋军在润州（镇江）会师。赵匡胤并不是没有过乘胜直下杭州的念头，但吴越在配合作战中的卖力表现令他有了几分感动，怎么能够对一个心甘情愿效犬马之劳的小伙计突施杀手呢？他下了一道口谕，要钱俶到汴梁见面，领受封赏。钱俶毫不迟疑地奉诏入都，他想，李煜当初就是不想见，结果当了俘虏还得见，迟见不如早见，眼下正是论功行赏之际，总不至于马上翻脸不认人。进京朝觐的队伍很壮观，大船二十余艘，装满各色贡品，据记载，其中至少有白金三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乳香五万斤，另金玉宝器五千件、美酒数千瓶等。为了保证大型船队能顺利通行，朝廷还特地对古河道进行了大规模疏浚，而种种赏赐，虽然不及吴越供奉的丰厚，就中央方面而言，却已是史无前例的大方。特别是接待规格之高，好几次令钱俶感动得涕泗交流（当然也不排除表演的成分）。在赵匡胤对钱俶的优待诏书中，有两条是所谓“旷古少有”的恩典。一条是赐钱俶“剑履上殿，诏书不名”，这种待遇对于董卓、曹操之流，意味着向最高权力跨进的一大步，而对于统战对象的钱某，却纯粹是一种虚荣，双方心里对此都明白不过，而授予者的大度和领受者的感激却都要表现得十分到位。第二条是封钱俶夫人为王妃、王女为郡主，宰相们对此曾有异议，说异姓诸侯王妻从无封妃的典故，但赵匡胤说：“恩出自我，有何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