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偏”而后能“安”
作者：雷池月
字体： 【大 中 小】
蒙古人灭金以后，因为处理一系列内部问题，并没有很快向南宋发起进攻，相反甚至派出专使议和，以取得一个相对较长的战争准备期，而就在这段时期内，南宋朝廷在迅速地腐烂下去。昏庸的宋理宗宠信贾似道，让这个品行很坏的人控制朝廷大局。册立太子赵便是由他一手操作的。理宗死后，贾似道将赵扶上帝位（度宗）。这两君臣，堪称历史上数得着的昏君奸相的绝配，虽然一个昏聩，一个奸恶，但却一样的不知死活，一样的误国害民，特别是一样的沉迷女色。度宗曾创造过一项一夜临幸嫔妃三十余人的记录，这在中国甚至世界历史上应该都是独一无二的，而贾似道在杭州葛岭的“半闲堂”里也蓄养了数十名妾侍、娼妓和美貌的尼姑。度宗把政务全权委托给“师臣贾公”，而“贾公”十天才上一次朝，专心致志在家里斗蟋蟀，谁敢提意见谁就得死。蒙古派来议和的使臣，他不报告，不接待，也不遣返，扣押达十余年之久。襄阳被围五年，他也是既不报告，又不设法援救。扣押使臣后来成了忽必烈南侵的口实，襄阳失守则宣告了南宋末日的到来。
蒙古人的军队从汉水入长江，然后顺流而下，势如破竹。南宋朝廷想继续维持偏安局面眼看是不可能了，太皇太后谢氏带着五岁的小皇帝赵见（此时度宗已死）向忽必烈求和，称臣纳贡，只求“保全社稷，以奉烝尝”。可是兵临城下，哪里还有议和的可能？碰了硬钉子以后，只好呈递降表，交出一切，只乞留命。但是南宋却并未就此灭亡，赵见的哥哥和弟弟先后在福州和雷州湾被立为帝，让忽必烈的南征拖后了三四年才得以完成。皇帝下了投降诏书，可是臣子可以不执行，这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它反映了文官制度对君权的制约作用，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暴君能够完全摆脱这种制约，这是儒家学说预设的一种政治运作机制，世界上其他的专制皇权体制都不具备，甚至没有进行过这种探索。
蒙古军队进杭州，因为忽必烈有较充分的政治准备，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杀掠。他发出了一道安民诏书，对杭州地区（包括其他新占领区）军民人等公布了一个全面的施政纲领，具有极强的政策性。首先是宣布宋室已经投降，而“降王必有觐见之礼，已遣使特往迎致，尔等各守职业，其勿妄生疑畏”——先确立自己与南宋百姓之间新的君臣关系，接下来便是宽大的赦免政策：“凡归附前罪，悉从原免（不追究一切历史问题），公司逋欠，不得征理（取消一切公私债务），一应抗拒王师及逃亡啸聚者，并原其罪（抵抗分子也一律宽大——大概要以放下武器为前提）。”要求全社会“各宜安居”，保持稳定。此外，还有财产“权免征税”；收集礼器、图书及各种档案资料；保护文物古迹；救济“鳏寡孤独不能自存之人”等……俨然是一代新君要普施仁政的做派。
忽必烈的这一整套安抚政策是他接受汉文化后在政治学方面交出的第一份较完整的答卷，对于蒙古人来说，这标志着思想观念的突破性的进步。蒙古帝国兴起的前期，铁蹄所至，掳掠不必说，动辄就屠城（西征时在巴格达一城就杀人八十万），其残忍简直史所未见。而这一次，杭州却得到了保全，当然这主要是由于杭州没有进行过激烈的保卫战（谢太后等人的投降既彻底又干脆），但忽必烈的反对盲目杀戮的指导思想还是起了作用的。他在对南征统帅伯颜授权时曾说：“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不嗜杀，是吾曹彬也！”但伯颜终究不是曹彬，杭州投降前，进行了坚决抵抗的常州也遭到屠城的命运。忽必烈未加深究，他认为，杭州投降以后，南方可以传檄而定，谁知道各地的抵抗竟比以往更加激烈，朝中有人主张重申禁杀令，以争取民心，有的主张大开杀戒，以收震慑之效。忽必烈沉吟两端，执行情况也就各地不一。如扬州、长沙，战况虽然惨烈，但最后降顺，杀得少；而静江（今桂林），军民至死不降，杀得一个不剩。杀战不杀降的政策还是有效的，地方性的抵抗越来越少，纷纷选择了归附之路。
有远见、有抱负的武力征服者，都着力扮演仁义之师的形象，因为这最有利于争取百姓。在百姓眼里，仁义是“王师”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属性，而一旦确认为“王师”，便当然诚心归顺。有时，王者之兴还总要伴上某些奇征异兆之类神秘主义玩意。元军刚到临安时，宿营在钱塘江边的一片沙滩上，百姓以为，午夜涨潮，必定会将这些鞑子兵悉数卷走，谁料一连三天竟反常地不见潮水上溯，直到第四天，元军分散驻扎以后，潮水才上涨如故。素来相信天意的中国民众，不能不被这近于神奇的现象所慑服：不是王者之师哪能有如此的福分？但是两年以后，忽必烈委任极其宠信的吐蕃僧人杨琏真伽为江南释教都总管（这个职位很显赫，佛教在元朝享有国教的地位，其总管衙门总制院是和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平级的四大班子之一）。这家伙“怙恩横肆，穷骄极淫”，可说是坏事干尽，抢掠财物，奸淫妇女，无所不用其极。为了满足贪欲，他派人发掘了位于杭州萧山的南宋所有的帝后陵墓，取走财宝，把遗骨混杂在牛羊骨里面。这实在是太令杭州百姓伤心而失望了，可是在失去了反抗的能力之后，除了强忍悲愤还能有什么作为？
四
杭州百姓不可能对南宋朝廷没有一点感情，因为在那一百多年里，他们曾经有过升平盛世的岁月。尽管国家处在屈辱的阴影之下，但在经济和文化生活中，他们所享有过的一切无疑是超越所有前人的。这既是物质和精神文明进步的结果，也是特定的时空环境（江南的富庶和百年的苟安）带来的恩赐。
以杭州和开封作比较，当时人就说过：“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开封）其过十倍矣。”但在宋室南迁以前最繁盛的吴越时期，杭州也毕竟只是地方王国的都城而已，钱镠所筑的城周长七十余里，人口约一十七万。宋南迁以后，虽然不见重新筑城的记载，但实际市区面积却扩大了数倍至“十数倍”（见《都城纪胜》）。杭州为郡治时，钱塘、仁和两县“附郭”（县治设在郡城），南宋时，这两县原来所辖的一十五个市镇都被融入市区。市、郊连成一片，而扩大了的市区都在原来的城墙以外。市区空前膨胀的原因是“南渡以来，杭为行都二百余年，户口繁盛，商贾买卖十倍于前，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1〕。从户口变化的情况看，也很说明问题。北宋时杭州从十五万人增加到约二十万人，南迁以后，孝宗乾道年间是五十五万，理宗淳祐年间增至七十六万，到了度宗咸淳年间达到一百二十五万。这些数字不一定很准确，因为第一，外来人口恐怕没有统计在内，南宋朝廷对首都居民有一系列优惠政策，外省人不得享受，所以户籍登记对两者肯定是严加区别的；第二，城乡居民（市民和郊县农民）在不同的统计中，有时含混不清。总之，当时市区实际居住人口决不会少于此数。
在这座“人物繁盛，市井骈集”的大都市里，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两方面的需求都得到了哪些满足呢？先说物质方面，由于杭州是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全国乃至海外的商品应有尽有，各类不同的商品制作、供应及服务业共有四百四十行，而且各自相对集中（犹如今之“某某一条街”），百姓购物及享受各种服务之便利可以想见。至于吃喝玩乐，其场所之多，服务分工之细，简直令人生出今不如昔之感。饮食业中，有茶肆、酒肆、分茶酒店、面食店、荤素从食店等种类，营业内容各有区别，其中分茶酒店日常供应的菜式达上千种之多，面食店和荤素从食店的菜肴和点心也多达数百种。这些花色品名，至今尚留有记载，但许多已经无法猜度名之所指究竟是什么东西，更不知其具体的加工方法，只好给今日那些发誓要尝尽人间美食的巨颚老饕们留下永远的遗憾。然而，真正足以令今日高消费阶层感到欣羡和遗憾的，应该是当时娱乐业的空前发展。
南宋杭州的娱乐业不可以称为“场所”，因为它表现为一种以表演业为中心的吃喝嫖赌一条龙服务的综合性产业，而表演业中又有几十种不同的形式，吃喝嫖赌各项也有更细致的分工，庞大的规模使它往往形成一个个的街区，像纽约的百老汇大街或四十二街，不过相形之下，后者虽然专业性有过之，综合性则似犹不足。这种街区称为“瓦”或“瓦舍”。瓦者，取“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意，谓其人员流动性大，易聚易散。杭州有多少“瓦舍”，其说不一，《梦粱录》说“城内外合计有十七处”，而《西湖老人繁胜录》称，仅城外便有二十处，城内尚至少有五处，即南瓦、中瓦、大瓦、北瓦、蒲桥瓦，以北瓦为最大。北瓦有勾栏（演出场所）十三座，其中除了两所专供说史书（评书的一个种类），其余各处勾栏演出内容各不相同，有的演员“一世只占一座勾栏，不曾去别瓦作场”，有的则流动演出。勾栏有大有小，大的可容千人，小的则只装得数十名观众。为这十三所勾栏配套服务的饮食店多达数家，大点的店子一天要用十头猪的肉，其消费规模大体可以想像得到了。杂剧是所谓教坊十三部中的“正色”，当时在各种演出活动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其余的音乐表演（如器乐合奏、鼓书、时令小唱（流行曲）等）、百戏伎艺（如评书、杂技、魔术、皮影、诨话等）便要低一个档次。瓦舍中有赌场和妓馆，因其时唱曲的和妓女并无明确分工，唱曲的或许有“卖艺不卖身者”，而妓女则一般都受过演唱方面的训练。大型演唱必须是在瓦舍“作场”，而所谓“小唱”（即浅斟低唱）则只宜在妓院酒楼，瓦舍里固然有，瓦子以外更有许多“私坊下处”，瓦舍只是综合性的娱乐城，而并非专业的红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