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闲话阮大铖
作者：陈椿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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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一年七月，在南京活动的复社成员吴应箕等人看不惯阮大铖交通官府、招摇过市、恫吓敲诈、上下其手的行径，便找陈定生商量，又和陈子龙等人通信联络，纠集一百四十余人联名发布了一份《留都防乱公揭》。御史成勇也表示要依据这份“公揭”写奏章上达皇帝。虽然他不久就因弹劾权臣被逮，此事没有上奏，但“公揭”已像今天的传单一样到处散发，形成了舆论压力，使得原本和阮大铖很热络的南都某些官绅，这时也有了顾忌，不敢和阮往来了。阮大铖也被迫收敛行迹，搬到城郊祖堂山别墅中去了。这是阮大铖第二次被声讨、驱逐。但他并未中止活动，反而在这避人耳目的山间别墅之中，更加自在地与来访的宾客如张岱等人吟诗看戏宴饮畅谈，同时更加隐晦地从事政治投机活动。除了上述曾溜到宜兴和扬州去两次找周延儒密谈以外，在这期间，阮大铖又和马士英等人开始谈兵论剑，努力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未被赏识的军事天才。因为这时的崇祯王朝已在“虏”侵“寇”乱的交逼中风雨飘摇，渴望能找到“知兵”的人才稳定大局。阮大铖使劲纸上谈兵、口头谈兵，无非是在迎合皇帝的胃口，造成“知兵”的印象，为可能的复出掌权预先做些铺垫而已。其见风使舵的心机和手腕，又在跃跃欲试了。
四
1644年6月，南明的弘光小朝廷建立还不足一个月，已经在内阁中掌控大权的马士英便迫不及待地奏上一本《冒罪特举知兵之臣阮大铖共济时艰疏》。他为什么说“冒罪”？因为阮大铖是逆案中人，而逆案是崇祯钦定的。弘光登基以“为先帝复仇”号召天下，如今大仇未复却要首先推翻先帝的决策，马、阮一伙当然很清楚要这样做的危险性。虽说他们和太监、勋戚、江北的几个军阀已在拥戴弘光登基的过程中形成政治联盟，但内阁和朝臣中的大多数都倾向东林党，他们肯定会以“先帝钦定”为由，拼命反对阮大铖复出。因此阮大铖能否复出，就成了阉党和东林党在新形势下的又一场决斗，也成了影响弘光王朝今后政治走向的关键之处。
事实表明，马、阮一伙对于这一场斗争是早有准备的，而东林方面却缺乏必要的警觉和预防措施。换句话说，马、阮始终握有这场斗争的主动权。早在弘光登基以前、“监国”之初，勋戚刘孔昭就在朝会上提出应当起用阮大铖，当即遭到史可法斥责：“先帝钦定的逆案，谁也不能翻！”刘孔昭当时并未争辩，因为他已经放出了一个政治气球，这就行了。接着弘光登基，原任中都守备太监的卢九德，这时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此人从小就服侍弘光的父亲老福王，绰号“胎里红”，是福王一系的“自家人”，所以他才卖力勾结刘良佐等军阀和马士英，坚决拥戴弘光登基，也从此就成了马、阮安插在皇帝身边的内线。他接过刘孔昭的政治气球，经常向弘光宣传阮大铖多么有才，再叫阮家戏班子进宫去演出《燕子笺》等阮大铖的剧作，让皇帝对阮大铖的才华有直观的印象。在做了诸如此类的铺垫工作以后，乘着史可法离开南京去江北督师的机会，马士英便抛出了这份推举“知兵之臣阮大铖”的奏章。
阮大铖十六年来念念不忘、苦心谋划的复出机会终于到来了。他见到弘光便“伏地哭曰：‘陛下只知君父之仇未报，亦知祖母之仇未报乎？！’”〔6〕——这句话非常恶毒，也十分厉害。弘光的祖母便是万历皇帝的郑贵妃。当初万历曾和郑氏密誓，想要册立郑氏的儿子福王做太子，但福王是老三，老大是恭妃所生，按照“立嫡立长”的皇位继承制度，太子应是老大，轮不着老三。当时一部分朝臣为了迎合皇帝心思，巴结郑贵妃，希图日后的富贵和现实的荣宠；另一部分朝臣则批评皇帝，要求他遵守祖宗成法，不应废长立幼，矛头直指郑贵妃及其兄弟。前一部分朝臣在后来演变成齐、楚、浙三党，最后汇入阉党，后一部分朝臣则渐渐演变而为东林党。万历皇帝迫于种种压力，最后只得立长子为太子，是为泰昌皇帝，也就是天启和崇祯的父亲。郑贵妃的儿子则封为福王，出居河南，崇祯十五年被李自成俘获后杀死，又把他的肉和鹿肉一道煮熟吃了，宣称吃的是“福禄宴”，此人就是弘光的亲爹。所以郑贵妃和福王这一房，在历史上和东林党是有仇的，而阉党才是他们的“自己人”。如今阮大铖初见弘光，劈头第一句就叫他应为祖母报仇，也就是应找东林党算老账，这是在叫皇帝分清敌友，发出策动镇压东林党的信号。所以，他是以报仇雪恨、杀气腾腾的姿态重新在政治舞台上亮相的。
阮大铖深知东林人士的强处和弱点：他们遇事先讲理，若是和他们辩论肯定辩不过；而且他们不怕贬官不怕死。但东林人士不讲策略而且不肯受辱，阮大铖于是便想方设法无中生有地侮辱他们。例如，大学士姜曰广不仅反对起用阮大铖，而且在内阁中经常钳制马士英，阮大铖便自己起草一份奏章，让一个姓朱的宗室具名出面，诬告姜曰广谋反、奸媳，再把史可法、张慎言和吕大器等东林高官一一牵连进去，企图一网打尽。阮大铖没有提出姜曰广谋反、奸媳的任何证据，仅仅就是“传闻”。试想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公然宣称一个道学老夫子“奸媳”，这对姜曰广来说无异于刺心戮肺，然而他又怎能证明自己没有“奸媳”？哪怕他请自己的儿媳和阮大铖对簿公堂，也只会招致更多更大的侮辱。而这种卑劣的诬陷之词，和《春灯谜》、《燕子笺》中那些典雅婉丽之词，就这么奇妙地竟出自同一颗脑袋同一只手。
面对阮大铖一伙的流氓无赖手段，“东林君子”们除了气愤之外，便只有依据典章制度参劾、发议论了。宗室参劾大臣，按制度规定必须经过他那一房的亲王转达，而现在亲王不知此事，是谁把这份奏章送到皇帝手中的？他们因此要求对这个姓朱的宗室严惩。但是皇帝已经偏听偏信，反而严责大臣：朱某是我皇家的人，你怎么可以要求严惩他？大臣看到皇帝不讲道理，惟一的办法就是辞职抗议，这就正好中马、阮一伙的下怀。
用了诸如此类的造谣撒谎、污蔑诬陷等等手腕，只用几个月功夫，弘光朝廷中的东林党高官除督师江北的史可法以外，基本上都被迫辞职回家去了，一批复社精英像陈子龙等人，也因由失望而绝望，托故请假或辞职不干了。到了甲申年的十月，即小朝廷建立才不过五个月，马、阮专政弄权的局面便已形成。这里也许应该提一下“东林浪子”钱谦益。他在这一年的十月初三上奏，歌颂马士英，称赞阮大铖为“慷慨块垒男子”即英雄好汉，说崇祯逆案多有冤案，并主动推荐逆案中的一些人物复出当官，甚至阴险卑劣地宣称“以文统武，极是弊法”，要求把国家的安危完全托付给武将，不要文臣去干预他们的活动。这话分明是在背后对史可法捅刀子。这份奏章表明，钱谦益当时已完全投降阉党，利用“东林首领”的老资格在为马阮帮腔说话，成了十足的东林叛徒。但也正因为如此，他获得了马阮的谅解，官拜礼部尚书，却又不让他参加内阁，有点儿“控制使用”的意思。可见马阮一伙当年气焰之盛、手腕之狠、门户之严。
谣言可以杀人，“不说谎话办不成大事”，三百多年前的阮大铖早已谙熟此道。其实造谣也是撒谎，所不同的是造谣用以攻击对手，而撒谎则用以粉刷自己。阮大铖在复出时曾写了一份《孤忠被陷之由疏》〔7〕，读后只能佩服他还没有掌权便已有了当面指鹿为马的胆量和勇气。此文洋洋千言，首先说自己和魏忠贤等阉党向来“冰炭之不相容”，俨然正人君子，称自己去涿州是为了看望“文字之交”冯铨，而魏忠贤既然在皇宫里，所以根本不可能和他在涿州会面，完全抹煞了魏忠贤奉旨去涿州进香一事。而此事却是刊登在当年的邸报中的。另外，冯、阮二人跪迎魏忠贤，当时也是万目共睹的事。接着，阮大铖声称之所以和魏大中、左光斗闹翻，乃是因为自己维护弘光的祖母和老爸的声誉，而魏、左则倡“邪议”攻击他们。阮大铖的好友冯铨明明在当时已降清做官，阮大铖却说他是“合家殉难”的大明忠臣。主持编定《逆案》的崇祯朝大学士韩爌，明明已在李自成攻破北京时全家殉难，阮大铖却白纸黑字宣称他“公然开门迎贼”。明明阮大铖在魏忠贤手中升了官，他却宣称自己在当年从未升官……诸如此类的谎言，举不胜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