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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出版这本六十年前写的《中国的儒学统治》
作者：刘绪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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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经过三落三起，清醒地意识到1978年以前的二十年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号召大家要打破“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所造成的“僵化或半僵化状态”，解放思想；而且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还“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这个讲话虽未直接提出反对封建主义的字眼，但其主旨实质上是反对封建主义的。经过一年多的实践，邓小平深感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对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严重阻碍作用，并在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明确指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存在着的主要弊端有“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多少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在进一步指出许多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具体事例后，他紧接着提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由上所述，足见必须“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论点，乃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理论一直是我国党和政府指导思想，但是，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上虽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改革开放初邓小平就提出的这个“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我们完成情况如何呢？看起来是很不理想的。人们只要留心，就会从日常生活中，从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的实际运作中，从报刊上，从各级政府的有关文件里，看到、听到、体会到邓小平在上述讲话中指出的各种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表现，还十分流行，有时在有些地方还很猖獗，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恨和有识之士的深深忧虑。1997年7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刊发了王干才的文章。它指出，反对封建主义任重而道远：一方面，我们在与资本主义作斗争时自觉不自觉地借用封建主义的武器，“文革”时期是典型的例子；另一方面，当与封建主义作斗争时，又往往拒绝资本主义较封建主义优越的事物，而且将许多不属于某一社会形态而属于全人类社会发展中固有的优秀遗产，看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排斥。正是这种历史和现实双重原因，致使封建主义至今还根深蒂固，顽强而广泛地表现自己。该文还指出，封建主义还宣扬大多数人对于个人的依附和顺从，久而久之，它已积淀为民族心理的深层成分，融化在人们的血液中，成为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观察、思考、解决问题的既定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这是和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独立、自主、公正、平等、竞争、进取等价值观念背道而驰的，极有害于改革开放事业的。1999年6月24日，著名学者任继愈在《人民日报》撰文说：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脱愚，这些年来，一些人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幌子下，塑神像，看风水，招亡魂，滥修庙宇，向神灵求雨、求药，种种消沉多年的封建迷信活动又猖獗起来；而在这些封建迷信活动中，最引人注意的现象，是在研究《周易》的名义下，进行占卜、算命，并且把这种腐朽的算命叫做预测科学。2000年《半月谈》第8期刊发了记者采访资深革命家任仲夷的文章。任老说：改革开放初期，他曾不止一次讲过，解放思想要过三关：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关，“文革”以前“左”的思想影响关，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封建思想影响关。现在看来，前两关还比较容易过，唯有从封建主义思想影响下解放出来的问题，还须下很大力气去解决，因为对受封建专制统治长达数千年的中国人来说，要彻底消除封建思想影响，的确阻力不小，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做到的。同年，中央党校杨春贵副校长在《半月谈》第十七期上撰文指出：中国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封建思想源远流长，其影响不可低估；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最初的二十年，我们在思想战线上重视对资本主义思想的批判，而严重忽视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有时还不自觉地用封建思想去批判资本主义，甚至用封建主义去批判马克思主义，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该文还指出：在当前我国社会生活中，在一些部门和单位，特别是在基层，封建残余思想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例如：个人专权擅权、滥施淫威的“霸王”现象；等级森严、论资排辈的“官本位”现象；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吏治腐败现象；“一人做官，鸡犬升天”的血缘宗法现象；拉帮结派、培植亲信的宗派现象；装神弄鬼、算命测字、神秘气功的迷信现象等等，随处可见。这些现象说明，在当代中国，反对封建残余思想，仍然是一项十分严峻的历史任务。
（四）
还应提到的是，不仅肃清思想政治方面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远未完成，作为封建主义理论基础的儒学，却以现代新儒学的名义，不断跳出来兴风作浪。对于这个问题，方克立教授在其《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及其他一系列论文中，作了详细的讨论。据他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现代新儒学在大陆已经失去了市场，只在香港、台湾延续其生命，“文革”期间发展比较迅速，其代表人物是由大陆出去的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钱穆、方东美等人，在美国的张君劢也参与了活动。这些人都受过“五四”运动洗礼，认识到没有现代化，中华民族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的救亡图存也是一句白话，但是要现代化，就必须有科学与民主。因此，这些现代新儒家的主要学术活动便是“返本开新”，以“内圣”开“外王”。所谓“返本开新”，即返儒学之本以开科学与民主之新；所谓以“内圣”开“外王”，即以儒家道德心性之学开出科学与民主。然而，港、台现代新儒家虽然很努力，却未能实现其“返本开新”、“以内圣开外王”幻想，反而日益走向消亡。劳思光先生对他们提出了两点中肯批评：一是对传统儒学抱着一种宗教崇拜的心理，缺乏分析和批判；二是只重视内在的心性功夫，舍事而求理，但从事中显理，还未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从1980年起，由于从西方开始出现了一场遍及全世界的反思现代化的思潮，认为西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实用主义等片面强调工具理性，忽视价值理性和对人的终极关怀，有损于人类幸福；由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以来日本、“东亚四小龙”经济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儒家资本主义”概念的流行；由于“四人帮”蛮横无理的批孔批儒引起的逆反心理，使得大陆极少数知识分子与港、台现代新儒家声气相通，于是，现代新儒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影响有所扩大，出现了一批以杜维明、刘述先等为代表的、方克立教授称为第三代的现代新儒家。杜维明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推进现代新儒学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不同意利文森（J.R.Levenson）在其《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一书中作出的“儒家传统在现代中国已经死亡”的结论，认为作为政治化的儒家之代表的“儒家中国”死亡以后，被厘清了的、表现中国人文理想的真正的儒家传统不独不会死亡，而且可以获得新生，使儒学有第三期发展之光明前景。杜维明把“儒家中国”和“真正的儒家传统”区分开来，他所谓的“真正的儒家传统”是什么呢？像他的前辈们一样，也认为是一种身心性命之学，既有道德实践意义，也有深厚宗教内涵。我们则认为，这种身心性命之学，是从“儒家中国”的社会制度中孕育出来的，是由“儒家中国”决定的。离开了“儒家中国”的社会制度，还会有什么儒家的身心性命之学呢？所以我们认为杜维明的这种区分是不能成立的，他以此区分为立足点来复兴儒学是不可能的，至少是极其困难的。刘述先对现代社会弊病深有感触，认为从根本上说是人失去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最有效的医治之道是“恢复我们传统中已经开发的慧解”，即由内在仁心的亲切体证，建立生生而和谐的世界观，使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心性泉源中“当下即是，不假外求”地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他认为这就是人类走向未来所能依赖的唯一的定盘针。我们觉得，如果我们的传统中确已开发出这种“慧解”，这种人类走向未来唯一可依赖的定盘针，那当然是使我们感到非常自豪的大好事，但问题在于：我们的传统儒学中有这种灵丹妙药吗？“五四”运动以来传统儒学受到的批判，刘述先当然是了解的，看来基本上也是认可的。因此他主张，对儒学中过了时的纲常礼法、典章制度以及汉儒的阴阳五行等，进行解构，以便保住儒学的“最核心的本质”。但是，不把儒学当作一种宗教来崇拜、不以敬畏之心而以科学精神与方法研究儒学的人，一般都认为，两千余年来中国的传统儒学，其“最核心的本质”是三纲六纪或三纲五常，而不是刘述先赞扬的“慧解”，更不是人类走向未来唯一可依赖的定盘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