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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出版这本六十年前写的《中国的儒学统治》
作者：刘绪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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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所谓儒家资本主义的论点，经过美国坦普尔大学傅伟勋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郭振羽教授和我国方克立教授等的有说服力的辩驳，已日益显示其虚妄。实际上，还有一个否定这种论点的更有说服力的例子在那里摆着。如果说儒学可以开发出资本主义，可以导致经济的迅猛发展甚至现代化，那么，作为儒学发源地、被儒学统治两千余年的中国，为什么直到改革开放前，从未出现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和现代化呢？
综上所述，第三代新儒家虽然在国际上找到少数共鸣者，但他们的处境却如方克立教授所描述：他们还是不能摆脱“寂寞孤怀”的境遇，他们的学问在社会上甚至在学术界被视为“迂远不切事情”，也没有受到哪一个当权政府的真正重视。
（五）
港、台和海外现代新儒家其所以处境可悲，当然是由于现代新儒学不合时宜，对现代化毫无助益，只能给那些反马克思主义者和对现代化进行反思和批判的人们提供某种安慰。但是，港、台和海外现代新儒家虽然处于这种“花果飘零”的状态，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弘扬儒家学术”、“重建儒家价值系统”、“儒学的第三期发展”这些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港、台和海外现代新儒家提出和一直坚持的口号，随着对外开放和海内外学术交流的发展，逐渐被国内极少数学者所吸收。此后几年，许多学者关注并参与讨论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形成一种文化热。在这股文化热中，由于海外华裔现代新儒家杜维明等人回国讲学时的大力宣扬，由于长期生活在国内、曾经是现代新儒家的几位先驱的重整旗鼓，由于“四人帮”批孔批儒运动引起的逆反心理导致的孔子和儒学地位的上升，国内在思想感情和理论观点上和现代新儒家通声气的人，便日益多起来了。1989年，蒋庆其人在台湾《鹅湖》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大陆当前最大的问题，不是发展经济和政治民主的问题，而是“民族生命无处安立”、“民族精神彻底丧失”的问题，表现为“儒家传统遭到普遍否定”、“中国大陆已经全盘西化”等等。文章批评的矛头不仅指向马克思主义，也指向祖国大陆的现实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认为大陆当前最大任务是“复兴儒学”。
面对这种情况，国内有识之士当然忧心忡忡。毕生研究儒学的蔡尚思老教授在上海《文汇报》著文批评后，资深革命学者李一氓给蔡老写信（注：该信发表于1990年12月26日上海《文汇报》）说：“我们都是经过‘五四’运动以后的人，一般来说，也是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诲的人，看见孔子哲学仍然具有官方哲学的味道，横行天下，真使人瞠目以对”；“你反驳了他们，孔子学说的封建性质不会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很有真道理的。但事情更奇怪的是：现在泛滥的孔子学说——一个非常封建的学说，不仅企图证明它会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更进一步，企图证明它还会促进社会主义的建设……我们决不相信这种说法能够成为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司马孺在读了这封信后，在1991年第三期《真理的追求》上著文说：“生活在二千四百多年前的孔子，以及他的思想学说的产生和形成，都是当时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产物，并为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服务的。从先秦以迄明、清，孔子的学说虽然屡经变化，但是作为它的核心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没有变，作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基本社会功能没有变。时至近代，孔子的思想学说，……已经不可避免地随着封建社会的腐朽衰亡而趋向没落；它日益丧失了时代的活力，以至无力抗御西方的挑战和冲击。倘如孔子真的是‘道冠古今’的‘至圣先师’，他的学说果真是万古常新的真理，那么许多本来自幼曾受孔学熏陶的维新志士和革命先驱者们，为什么还要历尽千辛万苦、向西方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呢？为什么在‘五四’时期，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纷至沓来的时候，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要把主攻的锋芒指向孔子及其学说呢？”
虽然这些论断极有说服力，但毕竟中国是个儒学统治了两千余年的国土，思想政治上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远未肃清，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又出现一股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这种思潮包含着对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激进主义和“五四”以来激进言论的反思，也和冷战后新世界格局的思想反映具有密切关系。它从批判文化激进主义进而批判政治激进主义，否定近代以来历次中国人民革命，发表不少翻案文章，褒扬曾国藩、洋务派和改良派，贬低资产阶级革命派；甚至褒扬袁世凯，贬低孙中山。与此同时，有些人在弘扬民族文化的口号下，打出了“复兴儒学”和“大陆新儒家”的旗帜，宣称“二十一世纪是儒学的世纪”；他们不仅完全认同港、台新儒学，还主张港、台新儒学反哺祖国大陆，在大陆全面复兴儒学。
这种极有害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思潮，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1994年第六期《哲学研究》发表的罗卜的《国粹·复古·文化》一文，尽管人们可以批评它将学术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有些过激，但他认为：一些人从先秦的神秘主义中寻找理解当代文明的钥匙，一些人宣扬当代中国还需要孔子、董仲舒，需要重构与马克思主义并列的儒学新体系，乃是一种迂腐的文化改造观。读罢此文，我认为这是完全应该予以理解和同情的。正是由于这种理解和同情很不够，也由于当今中国社会民主与法治十分脆弱、道德败坏风气普遍流行引起的逆反心理，此后报刊上鼓吹儒学的文章不断，直至二十和二十一世纪之交，不独给现代新儒学的发展以可乘之机，使在台湾始终无法堂堂皇皇宣讲其所谓“正理”于台湾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等主要学术机构的现代新儒家，却能在大陆的头等大学堂堂皇皇讲现代新儒学，还使有些人能像封建王朝和民国时期某些军阀一样，提倡起读经来。报刊上不断出现儿童读经和经书出版的报道。《中华读书报》总第三百六十八期第八版还报道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倡议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试图完整地保存儒家文化，使其“可以作为一种活生生的形态，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另一位北京大学教授还写文呼吁“领导重视”、“各界支持”。我无缘阅读这位教授对其倡议的详细论证，不知道他试图“完整地保存儒家文化”的社区是否设立皇朝和皇帝，是否实行“三纲六纪”，也不知道他是如何证明“儒家文化保护区”可以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我只知道，从1840年起，一百六十余年来痛定思痛的历史告诉我们：儒家文化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它是妨碍现代化的重大阻力，它使中华民族在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中，丧失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屈辱处境。我只知道，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经三代现代新儒家的积极努力，直到而今也未开出科学与民主来。在这种铁的事实面前，即使把“儒家文化保护区”推广到全中国，难道我们能希望它、相信它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吗？难道我们能不担心，在以电子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推动的日益加强的全球化进程中，它不会使中国失去竞争力，再次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吗？
道理在那里明摆着，事实在那里明摆着，然而，就是有极少数人把在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下屡屡败下阵来的儒学视若神明，捧到天上。据一些学者研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在港、台现代新儒家的反哺下，经过十余年的酝酿准备，大陆逐渐出现了一小批新生代的现代新儒家，方克立教授称之为第四代现代新儒家。其代表人物为蒋庆、康晓光、陈明、盛洪等，他们是在2004年7月贵阳阳明精舍儒学会讲（或称“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峰会”）上集体亮相的。这一小批大陆新生代现代新儒家“新”在何处呢？大体上说，主要在于他们不满足此前现代新儒家只致力于心性儒学和形上儒学的研究，认为这样复兴儒学，既是片面的，又是不能成气候的。因此，蒋庆提出了“政治儒学”的概念。他认为儒学实有两大传统：一为心性儒学传统，也就是“内圣”之学；一为政治儒学传统，也就是“外王”之学。在儒学发展中，这两大传统是相辅相成的。此前现代新儒学继承宋明新儒学余绪，将心性儒学推向高潮，把儒学改造成一种系统的关注个体生命存在的形而上学，始终开不出新“外王”。因此，当代新儒学的首要任务是克服只关注身心性命的极端倾向，积极干预社会政治生活，从社会、政治方面儒化中国。他用“三重（注：合乎天道、民意和历史文化）合法性”的理论来否定中国现行国体、政体的合法性，主张恢复儒家的王道政治，因为这种政治具有三重合法性，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治；这种政治在“治道”上实行议会制，政府由议会产生，对议会负责。议会由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组成，每一院分别代表一重合法性。通儒院议长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担任，终身任职；议员来源有二，一为社会公推之儒家民间贤儒，一为国立通儒学院专门培养的精通《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并通过政治实习和考核的儒士。庶民院议长、议员按西方民主政治议会产生的规则与程序产生。国体院议长由孔府衍圣公世袭，议员则由衍圣公从我国历代圣贤后裔、历代君主后裔、历代历史文化名人后裔、社会贤达以及道教界、佛教界、回教界、喇嘛教界、基督教界人士中指定。三院具有平等的地位，任何法案必须在三院都通过才能成为法律。由此可见，这样组成的政体，乃是一种“儒家共同体专政”的国体、政体，蒋庆就是要用这种国体、政体来代替我国现行的国体、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