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为什么要出版这本六十年前写的《中国的儒学统治》
作者：刘绪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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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几经波折，我六十年前写的一本英文小书《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的中译本，终于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于2006年5月出版了。
我1913年出生在一个清寒的知识分子家庭，幼年时读书成绩比较突出，除家人外，戚族朋友都对我寄予厚望，我自己也希望长大后事业有成。不过我知道，“朝内无人不做官”，我家无龙鳞骥尾可攀，入仕途很难，也不会有出息，我亦无兴趣。这样，上世纪三十年代上半叶读高中时，通过阅读《独立评论》，颇慕胡适之为人，认为他忧国忧民，不畏强权，敢于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很想有一天能像他那样当个大学教授，凭自己见识和良心著书立说。但我又想到，要想长期安静地在大学里教书、做学问，就需要民富国强，社会安定，而前提条件是中国必须工业化、现代化，使中华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在国民党专制、腐败政府统治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之故，探索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研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力图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失败的原因，便一直成为我知识活动的主流。1944年底去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社会学，也是带着这个问题去的。研究这个问题涉及方方面面，但选择学位论文题目时不能太泛，于是我想探本索源，先寻求这个问题的历史、文化原因，并以《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作为我硕士论文题目。经过研究，我认为中国之所以极难迈出工业化、现代化步伐，是和中国两千年的儒学统治密不可分的。
前汉初，在陆贾、叔孙通等儒生诱导下，马上得天下的汉高祖发现强调“忠君”、“尊君”思想的儒学对其专制统治非常有用，渐相援引，于是儒生逐渐得势，日益获取很多优惠。到武帝时，在董仲舒怂恿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生只要考试及格，便可不纳税，不服兵役和徭役。他们还试图垄断政府官职，而且在元帝时基本取得成功。自此时起，皇室和儒生阶层更从儒学中获得深厚的既得利益。后来，汉光武帝为了保证皇家统治的稳固，进一步鼓励读经，并对未入仕途的儒生也从物质和精神上予以奖掖，这就更增加了读经的实用价值。隋、唐两代，鉴于魏、晋、南北朝儒学有所削弱，影响皇权稳固，于是建立以儒学作为唯一或主要考试内容的科举制度，使以皇室和儒生阶层组成的统治阶级从儒学中获取的既得利益更加制度化。从宋代起，科举制度日益严密而强化。宋代儒生犯罪，可以要求延期惩罚。明、清两朝，儒生又被授予许多特权。除皇亲国戚外，儒生或士在中国的社会地位居于最上层，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了报答“皇恩浩荡”，儒生在解释、讲授、演绎儒学时，总是努力为皇权辩护，扩大与强化皇权，使皇权神圣化。
皇室和儒生阶层为保证和扩大他们的既得利益，也是从前汉时代起，就相互合作以抑制和镇压其他学说和社会群体，比如工商业者、游侠等，使中国社会永远处于一种靠皇权和宗法制度维持秩序的小农经济。除魏、晋、南北朝时期稍有变动外，一般说都是如此。这种统治阶级各组成部分既得利益一致的社会分层模式，使得统治阶级既得利益成为一种非常强大的抵制社会变革的力量。
基于上述原因，两千年来中国朝代一变再变，但都只改变了朝代姓氏，而建基于儒学的社会总结构，特别是它的专制政治制度和为其服务的宗法制度以及它们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一直是不变而且日益强化的。儒生阶层的旧家族和个人可能被排除了，新的家族和个人闯入了，但作为一个阶层，它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日益加强、壮大。凡是不同或异化于儒家思想的事物，是很难甚至不能在中国社会得势的。比如，儒家思想禁止言“利”，商业和工业知识与技能只要是开始抬头，便会受到压抑和排斥。又比如，儒家思想鄙视奇技淫巧，侈谈玩物丧志，科学技术在中国社会也受到冷漠甚至压制。同样，对两千年来中国的专制政治体制虽有“外儒内法”的说法，但在公开场合，法学和法家比起儒学和儒家来，总是处于弱势的。
这种对不同或异化于儒家思想的事物的压制，是从汉代以来就开始的。在新中国建立以前的大约三百年间，由于西风东渐，建基于儒学的中国社会制度和秩序逐渐动摇，依附于此的中国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受到严重威胁，这种压制往往变得更加强烈、更为典型了。这就是儒学在中国统治两千余年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社会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极其重要原因。总的说来，儒学统治对中国工业化、现代化是具有重大阻碍作用的。
（二）
我写这篇硕士论文花了较长的时间，仅仅收集资料就在芝加哥大学远东研究所的图书馆呆了一年。论文译成中文有十七万多字，但它得到承认却经历了一番周折。当时我的好友，在芝加哥大学学习俄语的美籍犹太人马尔科姆·柏森（Malcolm Bersom），是个中国普通话说得很好、同情中国共产党并与某些中共党人和民主同盟盟员有联系的本科学生。他仔细读了这篇论文，完全同意论文的主题思想。芝加哥大学著名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夫妇是我清华大学老师费孝通教授的好友，由于这层关系，雷德菲尔德夫人也仔细阅读了这篇论文。她因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对论文中某些对儒家文物制度的尖锐批评并不太同意，但她认为这篇论文很有分量，甚至可以作为博士论文，至少近于博士论文水平。但是，当论文交到导师路易斯·沃斯（Louis Wirth）教授以后，他说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是文献不熟悉，将论文转交给芝大远东研究所实际负责人、颇有名气的汉学家赫利·克里尔（Herlee G.Creel）夫妇评审。当时我就感到这是一种不祥之兆。因为我知道，克里尔在学术思想上是服膺儒学、反对进步思想的，他平时对我借阅中共学者吕振羽著作就表现出一种不屑和不悦的神态；在政治上，他是站在中国国民党一边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他和当时美国众议员、美国院外援华（实际上是援蒋介石独裁政权）集团积极分子沃尔特·贾德（Walter Judd，中文名字为周以德）是好友，曾请贾德到芝加哥来向中国留学生宣传他们的观点。所以，我感到克里尔夫妇很可能受他们意识形态的制约，加上对中国社会史、文化史只是一知半解，对我的论文不能作出公正的评价。事实也正是这样，他们否定了我的论文。但是，我对自己论文怀有信心，而且也相信讲究学术民主、学术思想自由的我的导师沃斯能听进我的申辩。我对沃斯说：“我不是选读过你教授的《知识社会学》课程吗？知识社会学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真理是相对的；个人和社会群体所认为的真理，都和其所处社会地位、思想志趣、既得利益等等密切相关。克里尔夫妇是美国社会中保守派，他们相信儒学，深深同情提倡读儒家经典的蒋介石独裁政权；我的论文则彻底揭露儒家学说的保守性甚至反动性，认为儒学统治是阻碍中国社会工业化、现代化的极其重要原因，并认为提倡读经的蒋介石独裁政权是儒学统治的余孽犹存。在这种情况下，克里尔夫妇能对我的论文作出公正评价吗？”沃斯教授听了我的申辩后笑了笑，而且点头认可了。他将我的论文寄给了康奈尔大学的另一位汉学家（可惜我记不起他的姓名），这位汉学家不仅像马尔科姆·柏森一样完全同意我论文的主题思想，而且颇有赞美之词。这样，我就不仅战胜了颇有名气的汉学家克里尔获得硕士学位，而且沃斯教授还帮助我获得一笔小小奖学金。
（三）
1947年9月，我到武汉大学教书。由于我的言行受到中共武汉地下市委的关注，致使我1949年初曾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摆脱了半封建（注：中国自秦至清社会是君主专制宗法社会，是对“封土建国”的周代封建社会的否定，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将自秦至清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鸦片战争至解放前中国社会称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主要是受列宁影响，是一种误植。我们这里沿用此称，只是为了行文方便，并非同意这种误植）半殖民地的地位，并且在三年恢复时期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运动，进一步打击了封建主义，使我心情愉快，感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不再是遥遥无期，而是已经在望了。但是，在接下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如胡绳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中所说：“社会主义改造后期过于急促和粗糙，遗留下许多问题，……来不及反复研究和慎重决策，就在改革高潮中被掩盖起来。”也就是说，我们在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和改革还不彻底时，过早过激地进行了消灭资本主义的斗争。特别是如胡绳在同一书中所说：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毛泽东在全会初期讲话中提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由于这种错误判断未受到任何抵制，从1957年末起，直到改革开放前，我们就放松了对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主义残余及其理论基础——儒学进行必要的、不懈的斗争，而只是集中地致力于消灭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