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期
关于相对主义的对话
作者：陈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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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所谓道德上的相对主义，多半都是给自己找借口。
韩：各有各的道理，还有没有高尚卑劣之别，文明与野蛮之分?
陈：现在的文化相对主义不就是不承认这些差别吗?扎伊尔的蒙博托动不动就把政敌抓起来，有时干脆就杀掉了，别的国家让他注意人权，他说，嘿，咱们非洲的文化和你们西方文化不一样，你有你的人权观，我有我的人权观。这就把文化相对主义的大旗祭起来了。
韩：我看这种相对主义是对外的，对内就成了绝对。我就不明白，那是你的文化，你的文化为啥就不能改改?裹小脚也是我们的文化。
陈：丈夫死了老婆殉葬也是一种文化。
韩：如果说绝对主义是优越者的绝对主义，相对主义就像是弱势者的绝对主义。
陈：说得好。咱们这儿的文化相对主义就是用来对付强势文化的，这些年老吵吵文化无优劣之分，心里想的只是西方文化不比咱们中国文化优越，谁都没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土著文化那儿比较。
刘：表面文章都是相对主义，精神实质的确可能很不一样，有的是用来欺人的，但也有对西方文化霸权的真诚怀疑和反叛。文化相对主义最早是博厄斯他们提出来的，一开始就是西方科学家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省。反对绝对主义，本来特别强调反省与宽容，在蒙博托那里却倒过来了。
韩：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定义“悖论”的，不过我听人把相对主义说得那么振振有辞咄咄逼人，还真有点儿它是个悖论的感觉。
刘：的确，一种否定性的精神而成为主义，就变得十分可疑了，它不再是精神表达自己的形式，而是套用一个现成的概念形式，无论什么内容都可以把它套上去，无非为了合理化。如果我们喜欢用悖论的形式来说话，我就要称它作“绝对的相对主义”。
陈：始终保持否定的精神而不落筌蹄，无过于庄子了，人们好引“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其实接下来庄子就问：果且有彼是乎哉?再追一问：果且无彼是乎哉?
刘：可以说是连环消解法。
陈：这种随说随扫的语式在庄子那里通篇皆是。《齐物篇》一上来，说人籁依乎天籁，话未落地，接着就说“言非吹也，言者有言”，说是言者有言吧，接着就问：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
刘：其实《齐物》和《逍遥》两篇，已经构成了一个连环消解，一个说因其所大而大之，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物莫不小，这是齐物；一个说尺鷃和大鹏，小年不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这是辨大小而不是齐大小了。
陈：《齐物》《逍遥》各张其旨，两篇又交相辉映，郭象却只从一个角度来理解庄子，大鹏和尺鷃，一个绝云气负苍天，一个辗转于篷蒿之间，他居然引出个结论说：各以得性为至。
刘：好像庄子翻来复去是要说明一套现成观念。
陈：其实庄子是通透之人，最明白一旦入了纯概念的圈套，就要在反义的概念圈子里打转，有大就有小，有是就有非，有有就有无。他要的就是跳出纯概念的对偶，还归于此时此地，此所谓“吾知之濠梁之上也”。引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把庄子定案为相对主义，实在是冤枉，庄子接下去明明说“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
韩：刚才起了个名字叫“绝对的相对主义”，那庄子的相对主义就该叫“相对的相对主义”了，这种相对主义自我化解了。
陈：把谁叫作相对主义者或任何主义者，都像是把一个戏剧角色叫作好人坏人，我们难免要区分好人坏人，但那只是远看时贴个标签而已，真和你亲熟贴近的人，气血俱在，那些标签就没什么意思了。
刘：揽到相对主义名下的，有的是很严肃的思考，甚至很苦恼，充满了张力，有的恰相反，是逃避严肃生活的借口，把自己的不负责任合理化，所以我从一开始就不愿只限于考察逻辑，还希望深入精神实质。
陈：有意义的逻辑考察恰恰是为了让真实的精神内容显现出来，你也许真有一种精神诉求，然而，“一切都是相对的”这样的提法，当真表达了你所感到的东西吗?抑或它恰恰切断了深入的感觉，让自己滑到空洞的概念里舒舒服服兜圈子去了。
刘：单在相对、绝对、自指这些概念上打转，即使证明了相对主义是个悖论，这种证明也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不是词和词之间发生了矛盾，而是观念和真情实感不一致，说法和真情实感脱了节。辩驳也是一样，从逻辑上找出某种主张的自相矛盾之处固然需要相当的聪明，但仍然不能去除这种主张心里的疙瘩。
陈：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
刘：只有摆明了这种主张的来龙去脉，分清楚它是不够恰当的表述，是糊涂，还是借口，才能让我们深心里的困惑涣然冰释。
韩：按说，你不争气，你堕落，只要你不犯法，人家能拿你怎样?人干嘛要合理化呢?蒙博托抓了，杀了，就得了，为什么非要找个借口?
刘：因为人喜欢讲道理，我们有一种要辨明对和错的冲动。
陈：一种本能，辨明是非是我们的本能，比我们其它的本能还要顽固。
刘：像别的本能一样，我们得经常努力克制它。
韩：我看不讲道理的人也不在少数。我是流氓我怕谁?
陈：这话够不讲道理的吧?但它还是顾及了一点道理：因为我是流氓所以我才有资格不讲道理。他就不会说：我是中学老师我怕谁?即使不讲道理，还要给自己设一个不讲道理的道理。
韩：你们哲学家说人是理性的动物，原来就是这个意思。
刘：这话的确是中性的，不完全是对人的褒奖。不单单亚里士多德有讲道理的冲动，连日本鬼子也有。芦沟桥他打进来了，他的飞机大炮比咱们的厉害，他就来侵略咱有什么法子?不，他不愿意闷不则声就打，他要说他丢了两个日本兵，他出动千军万马是来找人的，他抢掠烧杀强奸妇女，他说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权力和金钱，人之所爱，所以人们争权夺利，但是你好好想想，争夺道理的斗争，其激烈程度绝不在争权夺利之下。中国人抗日有理，堂堂日本天皇，堂堂日本帝国，倒不讲理，那怎么行?于是他编出一大套大东亚共荣圈啊什么的，他是有理的一方，倒是中国人抗日没理。
韩：可为什么杀你烧你不成个道理，大东亚共荣圈才成个道理?
刘：本来，我们各有各的利益、欲望、爱好、处境，这些东西本身不是道理，但从这些东西中却生出我们的道理来。
陈：向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可言矣。
刘：什么能把不同的欲望、爱好、处境沟通起来，什么就成道理。你想卖贵一点，我想买便宜一点，各有各的利益。我们可以讲价钱，讲得合适了，买卖成交了。买卖有个买卖的道理，兼顾买卖双方。
韩：你非要卖十倍的价钱，我非要不花钱就拿东西，就不是做买卖的道理。
刘：买卖的道理基于我们各有各的利益，但它不能还原为你的利益或我的利益，而是沟通了我们双方的利益。你我都服从这个道理，并不意味着你我的利益就成了一样的利益。你还是追求你的利益，我还是追求我的利益，但通过买卖的道理，你的利益通过某种方式和我的利益连通了。道理就像道路一样，两所房子在同一条路上，并不意味着这两所房子就成了一个样子，只不过这两所房子可以互相往来了。
韩：人和人可不容易沟通，利益、欲望老是相互冲突，很难协调。
刘：是啊，有些理性主义者太乐观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利益与爱好早晚都能找到一个共通的道理，得到协调。
陈：而且有些事情也用不着什么特别的道理，我爱吃萝卜，你爱吃白菜。
刘：什么都得说出个道理，那种时代真是可恶，文革的时候，养花斗蟋蟀也得有个道理，梳短发留长发也得作阶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