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期
关于相对主义的对话
作者：陈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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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其实有些事情有道理，有些没有道理。
刘：更多时候是有点道理，但不完全有道理。我喜欢用道理这个词，不太喜欢逻辑这个词。人们说到逻辑，会觉得要么合乎逻辑，要么不合逻辑；道理就不是这样，有些事情道理很充分，有些事情完全没道理，有些事情有点道理。从这个角度看，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都属于逻辑主义：分歧要么可以简单明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要么根本解决不了。然而大多数事情并不像加减乘除，大家都服从同一个道理，也不像萝卜白菜，各有一爱。
韩：谁也不会否认有些事情很有道理，有些则有点道理。
刘：但一到观念和理论上，这就被归结为我们自己认识能力有限度，好像道理客观摆在那里，但我们要慢慢认识。其实有些事情客观上就有点道理，但不是充分的道理。
韩：那你这又等于说，世上有些事情是绝对的，有些事情是相对的?
刘：有些事情有道理可讲，有些事情没道理可讲，这话的意思已经足够清楚了，干嘛非要把它翻译成一句不那么清楚的话呢?相对绝对这些词，形式化程度很高，很抽象，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要使用这样的词来澄清自己的意思。路堵住了，只好绕道，挺好走的路干嘛去绕上它半天?
韩：其实我们平常也不大用这些词儿，不知为什么，一正经八百讨论问题，就用起这些词儿来了。
刘：我看倒不如反过来把绝对相对之争翻译成要不要讲道理之争，我们平常不争相对绝对，争的大半就是要不要讲道理，有没有对错。你要是太爱讲道理，我就说，嘿，给咱们点儿人权，让咱们活咱们自己的活法儿，说到头来，都没道理可讲。我们并不只生活在道理之中。我们只在需要讲道理的时候才讲道理。你每天起床先穿左脚的袜子，我先穿右脚的袜子，有什么道理好讲?
韩：真没道理好讲也罢了，可明明有对错的地方，叫他那么一说，就没了对错，明明有善恶的地方，叫他一说，善恶就没有区别了，有时候真让人恼火。
陈：我们要是些神仙，八仙过海，各有各的活法儿还真不错。可其实呢，人反正得生活在一个共同体里面，我们不是靠讲道理合在一起，就得靠暴力欺诈合在一起。我看相对主义给我们带来的，不是相安无事，而是一种变质了败坏了的共同生活。
刘：我更关注的好像总是另外一面。我们和别人不一致的时候，很容易否定别人，肯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时候很容易过于讲道理，把原无所谓道理的事情也说出个道理来。毕竟，弱者很难否定强者，道理在优越的人手里。
韩：你不能把对和错都说成强和弱。
刘：当然不能，但是谁要是能告诉我哪个是对和错哪个是强和弱，我就立刻拜到他门下为徒。我只知道，咱们人类有一种很基本的倾向，就是把强的和弱的说成是对的和错的，结果，道理老是强者的道理，是他们编出来的，或者由他们解释的。道理讲得太多，最后要把弱者逼得不讲道理了。
韩：你和东东站到一块儿去了。东东就挖苦我，你是大名人啊，是咱们韩家的骄傲啊。说实话，我也不是不反省自己。我父母当年成天盯着我，反对我和闹学潮的啊梳长发的啊交朋友，现在呢，东东那些朋友，什么前卫画家啊，什么流浪诗人啊，我看着不顺眼。是不是我自己老化了，僵化了?我有时想这些想得很苦恼。究竟有没有绝对的标准来区分对错善恶?只有对不同事物都有效的才叫标准，所以，没有绝对标准不就等于没有标准吗?
陈：我们不知道绝对高温是几度，但我们知道今天比昨天热。
刘：我觉得鸿雁说到了一种基本的感觉——异类让我们难受，可是去消灭异类就更危险了。
韩：没听明白你的意思。
刘：与陌异的存在遭遇，我们最初的反应难免是用自己的既定标准来评判这个他者。我最近读《停滞的帝国》，中西方相遇，中国人和英国人都用自己的标准去评判对方。
陈：英国人要好一点，他们已经在地球上闯荡两三个世纪了。
刘：也许我可以用卡列宁来说明我的想法，他那套为人处事之方是以不变应万变，他永远用自己那一套来裁判你，他所谓理解，就是把你纳入他早有的一套道理里面去，好像把随便哪个数字套在一个代数式里，有解无解，公式反正不会错。他可以可怜你、帮助你，但别人的存在方式对他的内心毫无触动。这样的人，即使他的外在世界扩大了，他的感觉结构，他的理解，还是老一套。这种理智上的唯我独尊，虽说不一定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念，却照样起到压迫作用，而且这种压迫力量还不可小视。
陈：但我们都会这样的!基于自身来评判世界才能保持自身的同一性。
刘：当然我们都会这样!如果绝对主义是个别专制暴君的怪癖，那就只需要革命家不需要哲学家了，既然哲学从“认识你自己”开始，它就只对“我们都会”感兴趣。
韩：真正与陌生人遭遇。
刘：就此而言，相对主义者也是一样，没有真正遭遇他者，各自擦肩而过。要是还用《安娜》里的人物为例，奥勃朗斯基算个典型，他不把自己的原则强加给别人，甚至不认真评判他人，反过来，陌异的东西也无法击中他，震动他。大家都萍水相逢，世界就变浅了。
陈：感得到萍水相逢，就还有点深度。
韩：与陌生者遭遇——好多小说都以这类故事为题材。
陈：那才有故事啊。你一天八小时上班，回家做饭吃饭看电视，有什么可写的?老实巴交的市民过得好好的，一个忘在脑后的亲戚来了，是个革命家、诗人……
刘：第三者、土匪、妓女……
陈：发生了碰撞，市民那种理所当然的小日子动摇了，对坚不可摧的道德原则也疑惑起来。
韩：那些社会边缘人，读小说的时候我会同情这些人，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不愿和这种人打交道。
刘：要是从生命的角度来理解生活，倒可以说，恰恰在与社会边缘人碰撞的时候才有生活，才有生命力迸发出来。
陈：可惜，生物科学为了科学的目的，只从“自身复制”来理解生命，完全割掉了生命概念的核心：生机勃勃。
刘：传统社会有同一的价值，那种社会生活在共相之下，现代社会却容忍不同价值共处一堂。传统社会更多地依赖于忠诚，而现代人必须学会更多地理解、谅解，学会与异类相处。
陈：你这种想法杜克海姆已经表达过，他把传统社会称作“机械社会”，把现代社会称作“有机社会”，在机械社会里，有统一的价值，以宗教信仰为代表，而现代社会则是有机的，即人们生活在各种不同价值的关联网络之中。
刘：“有机体”的提法有时也得警惕，黑格尔是有机观念的大代表，你在“有机性”里常能读得到克服异类、消化异类这种帝国主义气息。
韩：我们好像更应当提倡融合而不是消化、克服。
刘：我觉得融合也说太多了，没有为融合不到一起的东西留出充分的余地。
陈：在努力融合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对无法融合的他者的尊重，我想这里面的确有很现代的精神。
刘：我们不仅要抑制克服异类的冲动，不仅要尊重异类，实际上，异类经常直接是我们欣喜的源泉。黑格尔对他者的讨论虽有深刻之处，但始终没考虑到这一层——这个人性情上似乎不太能从他者感觉到欣喜，你看他对自然美就不屑一顾。
陈：多数生态主义主张也只讲合理开发自然，不讲自然美。可你想想要是地球上只剩下我们光秃秃的人类，哪怕我们有办法用化学方式生产出所有吃的喝的穿的，我们会快乐吗?这么多种树和草，地上有鹿和狐狸，天上有喜鹊和老鹰，人在这样的世界里生存才叫生存。
刘：我们不是把融合不了的东西忍受下来，而是要学会去欣赏。一种美好的品质，我深爱其美好，但很可能它并不能移植到我自己的性情上来，我乐见它活在别人身上。
陈：就像歌德之喜爱拜伦。
韩：不就像男人爱女人女人爱男人那样嘛?
刘：不过，既为异类，就总是有压迫、有挑战、有疏隔之感，它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完全约分，即使我们学会了欣赏。
陈：真正的理解里也总有不曾完全明了的东西，清明的理解连到更深的暧昧处。
韩：这是造物主的慈悲，宇宙之中的谜团要是都如数抖在咱们面前，一时是痛快了，可以后不闷死啦?不如这样，在这样的好天气里，到河边走走，山边上坐坐，明白了一点，还剩下好多可以去想的，到秋天，到明年春天，再来领教。
陈：好风好景，好朋友好话题，随时欢迎。
陈嘉映，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及译作《存在与时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