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2期
“新人类”观察
作者：苗凡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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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提到他的这些事业之前，我们不妨先看一看他的“玩”。
西蒙的兴趣很多，有些爱好是从小就有的。比如说，他爱玩模型，不是那些能飞能跑的航模车模，而是一种来自境外的船模。这种模型买来时只是一堆木条、铜钉棉线和帆布、大炮，通过他灵巧的双手、专用的工具，再加上无比的耐心，就可以组装成一艘艘美轮美奂的仿古帆船。这项活动是一种极好的娱乐，他能体验到一种属于上个世纪的手工业文明的乐趣。为了组装其中最复杂的一艘，西蒙断断续续地花了四十个晚上。
和绝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喜欢汽车，虽然他只有一辆本田摩托，但每年的珠海车赛他都要去看一看。如今，珠海已经有了一座国际水准的赛车场，西蒙更留恋早年的街道车赛，他曾经向朋友这样形容观看街道车赛的体验：面对从眼前飞驰而过的赛车，你能听到那冲击耳膜的撕裂般的轰鸣，能闻到轮胎摩擦地面飘来的橡胶焦糊味，甚至会感觉到车轮扬起的细沙粒击打在脸上，那是一款“色香味”俱全的赛车大餐。现在，珠海赛车搬到了设施完善的场内，人也搬到了高高的看台上，看赛车越来越像看电视，西蒙不太喜欢。
当然，要说喜欢，西蒙的最爱应该说是酒吧。几乎深圳每一间新开业的酒吧里，都能看到他那健硕的身影。多数时候，他只会要一支小瓶啤酒或是一杯金酒，慢慢品味，但兴致高时，也会上演一些只有“吧蝇(Bar Fly)”才会玩的游戏，他会为朋友们每人叫一杯B—52，当酒保用打火机点燃排成一列的酒杯，那情景真有些像轰炸机起飞的样子；或者是自娱自乐地叫上一杯墨西哥龙舌兰酒，然后吮一口柠檬，含一撮盐，再将酒一饮而尽，这叫“Tequila—Pop”。而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会叫上一杯“星球大战”，这是一种号称能醉死公牛的鸡尾酒，喝这种酒能让他在最低潮时对自己恢复自信。
几乎所有认识西蒙的人都有种感觉，他总在玩着，就在这玩的过程中，而他的事业也像月季花般不停地绽放着。
——他儿时喜欢的帆船模型成了一本时尚杂志的邮购商品，当然，西蒙是邮购的合伙人。而与这些模型同一厂家生产的古枪炮模型则摆上了深圳许多精品店的柜台。至于西蒙是怎样把这些西班牙的玩艺弄进来的，仍是一个谜。
——他曾为北方某著名周刊做过一段广告和发行代理，而他的推广手段令人耳目一新，每期刊物出来的同时，他要求杂志社将封面专题多做一个报纸版，提供给当地一间主要报纸，以合办栏目的方式在这份报纸上同步刊登。此外，他还与当地电台一位著名主持人合作，每周就这个话题做一个谈话节目。等于是不花一分钱，就打响了这份周刊在深圳的知名度。
——现在，他自己成立了一间一个人的小公司，公司的业务很杂，其中绝大多数项目和他的娱乐内容息息相关。他喜欢酒吧，也喜欢音乐，他拥有几百张原版CD，对现场演出更是如醉如痴，为了让自己喜欢的酒吧里能响起自己喜欢的音乐，他穿针引线，曾经把“鲍家街43号”乐队、上海爵士乐手COCO、广州歌手王磊等请到亨利酒吧、硬石餐厅等地现场演出。他爱看电影，在电影《泰坦尼克号》上演前，他总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最后，他与一间通信公司合作发行了一套包装精美的纪念电话卡，一时间，这套卡片成了深圳集卡市场的抢手货。
当然，西蒙至今也没有发达，更没找到一个让他全身心投入的事业，但他并不着急，因为他还年轻，他才二十几岁，还是一个贪玩的年纪。
不一样的价值空间
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风靡全国，以致于到了年底，几乎所有传媒在对这一年的文化现象与思潮的述评中，都不能不对它提上一笔。可是，在深圳的“新人类”中，对它的反应却极其冷淡，因为他们无法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说不?如果说这是政治，那就让政治家去说吧，老百姓说了也白说。如果说这是生活，那就更没法说“不”了。
无疑，在中国的版图上，没有哪一个城市的生活比深圳更贴近世界了。由于毗邻香港，深圳“新人类”基本上是在香港通俗文化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看香港电视，读香港报纸，书店里有着最新的港台书籍和杂志，奥斯卡奖颁奖晚会后的一周之内，获奖影片的翻版VCD就会出现在深圳街头。由于香港的国际化色彩，深圳早期的崇洋是无法避免的。可是，随着长期的耳濡目染，所有的冲动与狂热都将归于平淡。等到“新人类”成长起来之后，他们对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了解已经变得十分具体，他们不会再对“外国”的事情进行概念化的理解，不会抽象地认为美国如何，日本又如何。在多数情况下，他们谈论纽约、东京、香港时，会像谈论北京、广州甚至东莞一样，有一副既不自卑也不自大的平常心。
一般来说，他们会比别人更注重所有贴着洋标签的事物的本来面目。由于经济的原因，几乎所有的外国货都在内地被视为奢侈品，但“新人类”绝不会轻易地“见佛便拜”。比如说在内地很流行的M＆MS巧克力，“新人类”就知道它在美国属低档货色，他们也许会买来吃，但不会拿来送礼；比如说麦当劳，尽管他们经常去吃，但不会用来请客，更不会把它当作享受。对商品如此，甚至对人也一样。他们不会因为你是外国人就对你另眼相看。有一位“新人类”曾对我说，他很看不惯深圳几个英语俱乐部里经常出入的那几位老外，这些人多数都是不适应西方主流生活的懒汉，来中国说说话就算工作，还有内地来的女大学生投怀送抱，结果一个个都变成了“中国文化崇拜者”。
当然，“新人类”对世界的了解表面上看是精神的，但其底蕴却是物质的，是侵入到生活每一个细节的物质，才使他们真切地体验到了地球村村民的感觉，并令他们不再想割裂这种业已存在的“世界与你同呼吸”的和谐关系。
当我们第一次在电影里看到外国人饭后分帐的场面，心里多少会有一些排斥。可是，如果和“新人类”在一起，这种情景就会多到司空见惯。记得曾经采访一个“新人类”组成的一个业余乐队，结束的时候他们要请我吃饭，吃完饭，帐单送来，他们四个人同时掏出了钱包，不是争着付帐，而是一人出一份，AA制请客。他们的主音阿Paul告诉我，平时大家吃饭从来都是AA制，有时需要请客，也是谁的朋友谁出钱，今天我算大家的朋友，当然就大家一起A请了。
这是一支从中学就开始形成的乐队，大家断断续续在一起合作了有三年多了，后来虽然大家各有各的工作，但一有时间就会凑在一起，练练琴，或者是去朋友开的酒吧客串演出。乐队的收入不多，大家在一起支出也有限，但这有限的收入和支出始终坚持AA制，所以，大家虽然会因为音乐争执，中间也有个别成员退出和加入，但因为没有经济因素掺杂进来，合作总算比较愉快。
这支乐队只是“新人类”的一个缩影，经济上的AA制只是他们交往方式的一个侧面。在这种冷漠的表象背后，是他们对自我的高度重视，以及衍生出的对别人的尊重和漠不关心。
所有的影响都不是单向的，国际化的环境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冲击着他们的生活，同时，也为他们的成长加入了丰富的资源，为他们的成功提供了更多的通道。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单车少年郭耀昆就是这样的一个极好例证。
郭是1988年开始练花式单车的，原因是他在香港电视上看到了出神入化的花式单车表演，那一年他上初二。他自己练了好几年，直到1993年，事情才发生逆转。那年夏天，一队外国车手来深圳表演，郭和几位伙伴操着并不流利的英语主动与他们接触，这些车手很喜欢他们，临走时，车手们送了他们一些杂志和录像带。按照杂志上的地址，郭找到了花式单车最有名的厂家GT，通过与GT的传真往来，他又找到了GT在香港的代理商。通过电话，他们向代理商定购了几辆GT，并使用一位家长的外汇信用卡付了帐，然后，这位代理商就通过罗湖口岸，把这些车一辆一辆地送到了他们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