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6期
天涯视野：博尔赫斯百年诞辰纪念专辑
作者：奥·帕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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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蒙田不同，博尔赫斯对道德和心理的神秘性不太感兴趣，对人类这种动物的各种风俗、习惯和信仰也不感兴趣。历史不会激动他，有关人类复杂社会的研究也不吸引他。他的政治意见是道德判断，甚至是美学判断。虽然他很勇敢和真诚地表达他的看法，但他对发生在他周围的事情并不真正了解。例如，有时候他会断然反对贝隆政权和拒绝极权社会主义；有时候他却会滑倒，而他在军事独裁期间访问智利，以及他那些讽刺民主的警句，曾令他的朋友们惊愕。后来他后悔。不过，你总得加上一句，无论是对是错，他始终忠于自己，始终是真诚的。他从不撒谎，或蓄意为邪恶辩护，像他的很多敌人和独裁者所做的那样。对博尔赫斯来说，再没有比我们那些同代人的意识形态诡辩更陌生的东西了。
这一切都还没有说到点子上。他给其他题目添加新意：时间和永恒、同一与多元、自我与他者。他迷恋各种意念。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爱，受到多重性腐蚀：在各种意念背后，他找不到那个理念（无论是把它称为上帝、虚无或基本原则），反而是找到一种新的、更深刻的多元，也即他自己。在追寻那个理念的过程中，他找到另一位博尔赫斯的现实，这位博尔赫斯碎成了一系列连续的表现形式。博尔赫斯永远是另一位博尔赫斯在展现成另一位博尔赫斯，直至无穷。这位玄学家和怀疑论者在自身内部搏斗，虽然表面上是怀疑论者赢了，但怀疑主义却使他不得安宁。于是乎，它令玄学的幽灵倍增。镜子即是它的象征。一个讨厌的象征：镜子是对玄学的反驳和对怀疑论者的谴责。
他的随笔之所以难忘，主要是因为它们的原创性，它们的多样性和它们的风格。幽默、清醒、敏锐——接着突然来个不寻常的转折。在西班牙语中，未曾有人那样写过。他的楷模雷耶斯比他正确和流畅，却比不上他准确和出人意表。雷耶斯用较多的字说较少的事。博尔赫斯的伟大成就，则是用最少说最多。但他并不慌张。他并不像格拉西安那样，用天才之针紧紧缝住句子不放，他也不把段落转化成一个对称的花园。博尔赫斯为两种相反的至高境界服务：简朴和陌生。他经常把它们交融在一起，其结果是令人难忘的——不寻常中见自然，熟悉中见陌生。这种也许是不可模仿的技巧，为他在二十世纪文学中确立一个独特的地位。他还很年轻的时候，曾写了一首诗，纪念他恶梦中不断变换和改变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在诗中界定他的风格：“我的诗写的是质疑和证据，以便遵守那隐秘的东西。”这一解释也适用于他的散文。他的作品是一个由互相连结的船只组成的系统，他的随笔是可航行的河流，这些河流全数流入他的诗和小说。我承认，我更喜欢后者。他的随笔不能帮助我理解世界或我自己，而是帮助我更好地理解博尔赫斯自己那些令人惊讶的发明。
虽然他的诗和小说的题材颇为多变，但是他只有一个主题。但是，在谈到这点之前，让我们澄清一种混乱。很多人否认博尔赫斯是一位真正的拉丁美洲作家。早期的达里奥也受到同样的指摘；但是这种指摘即便重复一次也等于是侮辱。作家属于一块土地或一个血统，但他的作品却不能简化为国家、种族或阶级。不仅如此，我们甚至可以把上述指摘倒转过来说，博尔赫斯的作品因其透明的完美，因其清澈的结构，正好是对拉丁美洲大陆的散乱、暴力和无序的生活的谴责。欧洲人讶异于博尔赫斯的世界性，但他们都没有看到，他的世界主义不是别的，也不能是别的，而只能是一个拉丁美洲人的观点。拉丁美洲的怪异是与一种欧洲式的怪异不可分割的：那是另一种西方的方式，一种非欧洲方式。拉丁美洲既在欧洲传统之内，又在欧洲传统之外；拉丁美洲可把西方视作一个整体，而又不带着一个法国人、一个德国人、一个英国人或一个意大利人的致命的地方眼光。对此，再也没有谁比墨西哥人豪尔赫·奎斯塔看得更清楚；而阿根廷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则比任何人都要出色地把它实现在其作品中。上述讨论的真正主题，不应是博尔赫斯缺乏美洲性，而应一下子就这样把他的作品接受下来：他的作品表达了一种自拉丁美洲诞生那一刻开始就已隐含在拉丁美洲身上的世界性。
博尔赫斯不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可是，他的很多诗和短篇小说除了阿根廷人，谁写得出？他也因为被美洲的黑暗和暴力的吸引而受苦。他在它最低和最没有英雄色彩的层次上感受它——街头争吵、逞强和积怨之刀。精神引力的法则支配着博尔赫斯的作品：男子气概的拉丁人面对玄学诗人。表露在他的智力推测与他的虚构之间的矛盾（玄学与怀疑主义之间的斗争）一再强烈地出现在感情磁场上。他对刀和剑的赞赏、对战士和流氓的赞赏，也许是某种天生癖好的反映。总之，这种癖好在他的作品中一再出现。这也许是对他的怀疑主义、对他那有教养的宽容的一种不可或缺和本能的反应。
在他的文学生涯中，这种倾向表现为爱辩论和爱肯定个性。在早期，他像他那一代几乎所有的作家一样，是前卫文学及其目无尊长的组成部分。后来，他改变品味和想法，但没有改变他的态度。他不再是极端主义者，但是他继续发展他那诙谐的语气、他那不敬、他那卓越的无礼。在他的青年时代，瞄准的目标曾是传统精神和学院派及保守派的平庸。在成熟时期，名望改变了他：他又变得年轻、好思辩、爱革命。他取笑打破旧传统者的新墨守成规，其辛辣不亚于他一度对传统派的老墨守成规所作的嘲弄。
他并不漠视他的时代，在面对他的国家和这个世界的各种境况时，他是勇敢的。但是，他主要是一位作家，对他来说，文学传统之活灵活现，并不亚于当前事态。他的好奇心，在时间上包括当代问题和古代问题；在空间上包括身边事物和远方事物、加乌乔诗歌和北欧传说。他研究并迅速掌握了现代性所发现的其他古典主义，包括远东和印度的古典主义、阿拉伯和波斯的古典主义。但是，这种阅读的多样化和影响的多元化，并没有把他关进巴别塔：他不混乱、不啰嗦，而是清楚、简明。想象力是连接、架设一物与另一物之间桥梁的才能，是通达的艺术。博尔赫斯在最高程度上拥有这种才能，再加上另一种同样宝贵的才能：那种切中本质、剔除腐质的异禀。他的技能不是历史学家的技能，也不是语文学家或批评家的技能，而是作家的技能。这是一种活化的技能，它保存有用的，抛掉多余的。他在文学上的爱憎，像神学家那样深刻而理智，又像情人那样热烈。他既不偏颇也不公平。他不能。他最重要的技能，是他那创造性的幻想的另一条臂、另一个翼。他对自己的判断准确吗？我怀疑。他的品味并不总是与他的天才相称，他的爱好也并不总是与他的真正天性相符。博尔赫斯不像但丁、惠特曼或魏尔伦，而像格拉西安、柯尔律治、瓦莱里、切斯特顿。不，我错了：博尔赫斯最像博尔赫斯。
他在传统形式里写作，并且，除了在青年时代外，本世纪种种变化和剧烈的发明，都极少引起他的兴趣。他的随笔是真正的随笔，他从不像时下流行的那样，把这一体裁与各种论文混淆起来。在他的诗歌中，最初是以自由诗为主，后来是经典形式和格律。对极端的诗人来说，他是有点胆怯的，尤其是如果把他早期诗集中那些句子拉得很长的诗篇，拿来跟维多夫罗的颂歌和复杂构造以至那个时期的其他欧洲诗人相比的话。他并不改变西班牙诗歌的音乐，或重造其句法：他既不是贡戈拉也不是达里奥。他也没有像他一些同代人那样，发现诗学高度或深度。可是，他的诗作仍然是独特的，无可挑剔的；只有他才能写得出来。他最佳的诗作都不是雕琢的文字；它们是突如其来的光亮或阴影，未知力量的礼物，真正的启迪。
他的短篇小说之所以如此非凡，不是因为其形式，而是因为他幻想的精妙。在写作具有想象力的作品时，他并不感到受乔伊斯式、塞利纳式或福克纳式的冒险或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字的吸引。他总是明晰，不会被劳伦斯式的激情之风扫荡，这种激情之风有时会卷起滚滚尘土，有时则会赶走天空里的乌云。他也远离普鲁斯特的迂回句子和海明威的电报体，他的散文以其平衡而令人吃惊——既不是浅白也不是啰嗦，既不是松弛也不是紧缠。这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局限。用这样的散文笔法，你可以写短篇小说，但不可以写长篇小说。你可以勾勒一个场景，迸发一个警句，抓住一刻的阴影，但不可以描写一场战斗，重塑一种激情，穿透一个灵魂。他在散文和诗作中的原创性，不在于他的理念或形式，而在于他的风格——一种最简单和最复杂的诱人结合；在于他奇妙的发明；在于他的视力。这种独特的视力，不在于他看到什么，而在于他看世界和看自己所站的位置。一种观点，而不仅是一种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