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6期
天涯视野：博尔赫斯百年诞辰纪念专辑
作者：奥·帕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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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理念的爱是极端的。绝对的事物把他迷住了，虽然他最后一点也不相信它们。另一方面，作为一位作家，他对极端又怀有一种本能的不信任。他永远有一种分寸感。印度和北欧民族的过量和庞大、神话学和宇宙观使他瞠目结舌，但是他心目中文学的完美，却是一种有限和清楚的形式，有开始有结尾。他认为永恒和无限可装在一页纸上。他经常谈到维吉尔，但从不谈贺拉斯。事实却是，他不像维吉尔，而像贺拉斯：他从未写过，也从未尝试写过长诗，他总是保持在贺拉斯式端庄的范围内。我不是说博尔赫斯奉行贺拉斯的诗学，而是说他的品味使他偏爱整齐的形式。在他的诗歌和散文中，没有庞大的东西。
他忠于这种美学，始终遵循爱伦·坡的劝告，即一首现代诗不应超过五十行。但现代性却是奇怪的：几乎所有伟大的现代诗都是长诗。二十世纪的典型作品——我想到譬如艾略特和庞德——都是由一种野心催生的：即要成为我们时代的神曲和失乐园。支撑所有这些诗的信仰是：诗歌是世界的总视力，或时间中的人类戏剧性事件的总视力。它是历史和宗教。我前面说过，博尔赫斯的原创性在于发现了一种观点。基于这个理由，他一些最好的诗作是以评论我们的古典作品的面目出现的——评论荷马、但丁、塞万提斯。博尔赫斯的观点是他不败的武器：他把所有传统观点倒转过来，迫使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对待我们所看的事物和所读的书。他有些虚构作品读起来仿佛是吉卜林或庄子的读者所写的《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他有些诗篇令人想起一位被收入《法耳茨选集》的诗人，这位诗人可能是叔本华或卢贡内斯的朋友。他致力于所谓的小体裁——短篇小说、短诗、十四行诗，他的了不起之处在于，他竟达到了其他人企图用长诗和长篇小说达到的东西。完美不分大小。他获得完美的方式，通常是把异常插入平常，把质疑的形式与一种角度结合起来，这种角度通过开采某些表面的东西，而发现另一些东西。博尔赫斯在他的短篇小说和诗中质疑世界，但他的怀疑是创造性的，并使其他世界、其他现实显露出来。
他的短篇小说和诗是一位诗人和玄学家的发明。因此，它们满足了人类的两种主要能力：理性和幻想。不错，博尔赫斯并没有挑起我们的感情和激情的或明或暗的复杂关系：虔诚、感官享受、愤怒、同情。同样地，他的作品很少或没有向我们揭示种族、性别和权势的种种谜团。也许文学只有两个主题：一个是人置身在人群、同胞和敌人之中；另一个是人单独面对宇宙和面对他自己。第一个是史诗诗人、戏剧家和小说家的主题；第二个是抒情诗人和玄学诗人的主题。在博尔赫斯的作品中，人类社会及其错综复杂的现象——从俩人的爱情到大规模的集体行为——都没有出现。他的作品属于文学的另一半，并且全都只有一个主题：时间，以及我们一再地、又徒劳地想取消它的企图。永恒是已变成了监狱的乐园，是比现实更真实的虚妄——也许应该说，是并不比现实更不真实的虚妄。
博尔赫斯通过繁多的变奏和固执的重复，不停地探讨那一个主题：人迷失在由不断重复的变化所构成的时间的迷宫里，人在不会破碎的永恒的镜子前精心打扮，人发现不朽又征服死亡却无法征服时间和老年。在他的随笔中，这个主题变成悖论和二律背反；在他的诗和小说中，则变成既有数学定理的优美又有活人的风趣的文字构造。玄学家与怀疑论者之间的不协调是不可解决的，但是诗人把它变成用互相交织的文字构成的透明大厦：时间及其映像对着我们直接的意识的镜子起舞。这些作品是罕见的完美作品，是文字和精神物件，根据一种既严厉又充满幻想、既理性又任性、既坚固又晶亮的几何形成。这些在一个主题上所作的变奏告诉我们一件事：人的作品，以及人自己，都只是转瞬即逝的时间的外形。他用难忘的清晰性说：“时间是构成我的物质。时间是带走我的河流，但我即是河流；时间是烧掉我的火，但我即是火。”诗歌的任务即是照亮匿藏在时间褶缝里的事物。只有伟大的诗人才能提醒我们：我们同时是射手、弓箭和目标。
奥·帕斯，墨西哥诗人，已故，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有诗集《语言下的自由》、《诗集》等。
博尔赫斯遗作新译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小说）
我从小车站的钟看到已过了十一点。我开始在夜里穿行，朝酒店走去。就像过去别的场合发生的那样，我经历了我们在那些最熟悉的地方所感到的安心和宽慰。大门敞开着；乡村大宅本身，则在黑暗中。我走进前厅，那些苍白的镜子反映出厅里的植物。奇怪的是，店主没认出我；他摊开旅客登记簿让我签名。我抓起那支被一条链拴在登记台上的笔，在铜墨水池里蘸了一下，接着，当我把身体倾向那本摊开的登记簿，便发生了我那夜经历的很多件怪事的第一件——我的名字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已写在那里，墨汁仍未干。
“我以为你早已经上楼了。”店主对我说。接着他再细瞧了我一下，然后纠正他自己：“呀，请原谅，先生。你太像那另一位先生了，但你比较年轻。”
“他住哪间房？”我问。
“他要求住十九号房。”房主回答。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我丢下笔，匆匆上楼。十九号房是在三楼；它通向一个忧伤的、近似下倾的露台，露台有一张公园式长凳，回忆起来，好像还有栏杆。那是酒店最隐蔽的房间。我尝试开门；我一触它就开了。吊灯仍亮着。在无情的灯光下，我与自己面对面。那里，在一张狭窄的铁床上，我躺着——年纪较大，憔悴，并且非常苍白，我的双眼空洞洞地望向天花板那些高高的灰泥装饰线条。接着我听见那个声音。它不完全是我自己的；它是我经常在我的录音带中听到的，很不舒服，硬梆梆的。
“真奇怪，”他说，“我们既是两个又是一个。然而，在梦中没有什么是奇怪的。”
“那么……”我胆怯地问，“这一切都是梦？”
“是的，一点不错，这是我最后的梦。”他向大理石床头柜上的空瓶作了个手势。“不过，你还有很多梦可做，然后才会来到今夜。这是你的什么日子？”
“我不清楚，”我急促地说，“但昨天是我的六十一岁生日。”
“当你在醒着的状态下再次来到这个夜里，昨天将已是你的八十四岁。今天是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还要等那么久，”我低语道。
“对我就不是这样了，”他很不耐烦。“对我来说，几乎没有剩下什么时间了。任何时刻我都有可能死去，任何时刻我都有可能消失到对我来说是未知的世界里，而我仍然在梦着这些跟我相似的人……这个题材是我从史蒂文森和镜子得来的。”
我感到，召唤史蒂文森的名字，是一种告别，而不是卖弄空洞的学问。我是他，所以我理解。把生命中最精彩的时刻聚集起来，也造就不出一个莎士比亚，想出令人难忘的句子。为了分散他的思想，我说：
“我知道你会遇到这样的事。就在这家酒店，很多年前，在下面的一个房间里，我们着手这个自杀故事的草稿。”
“是的，”他慢慢回答，好像正在把记忆一件件串起来似的，“但是我看不到这种联系。在那个草稿中，我买了一张前往阿德罗格（注一）的单程票，当我到达拉斯德利西亚斯酒店，我走上那间比其他房间都要远的十九号房。我是在那里自杀的。”
“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我说。
“这里？我们总是在这里。我正是在卡耶迈普这间屋子里梦见你。我正是在这里，在这间属于母亲的房间里准备告别。”
“属于母亲的……”我重复，不是想要明白。“我正在十九号房梦见你，在顶层，隔壁就是屋顶露台。”
“是谁在梦见谁？我知道我在梦见你——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梦见我。阿德罗格那家酒店已在很多很多年前拆掉了——二十年前，也许是三十年前。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