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6期
两个托马斯的启示
作者：秦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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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现代的许多“左祸”当然不是什么“反革命”对“革命群众”、“地富代理人”对“贫下中农”的“阶级报复”，但也很难说它就是“乌托邦”对“现实主义”、“激进派”对“稳健派”、“左”对“右”、“浪漫理想”对“经验论者”的打击。正如五百年前欧洲的宗教审判与其说是一种信仰对另一种信仰的审判，不如说是专制恶势力对善良者（托尔克维马达们对莫尔们）的审判一样，所谓的“左祸”也是“莫尔”遭难、“托尔克维马达”得势、真善美蒙尘，假恶丑嚣张，如五百年前天主教徒莫尔与新教徒巴恩斯同样蒙难一样，五百年后的自由主义者储安平、章伯钧与社会主义者彭德怀、张志新同样未能幸免。他们之死不是因为他们持有什么“主义”，而就是因为一一他们太正直了，因此不为浊恶之世所容。
五 自由优先于“主义”
在这样的状态下还谈得到什么“理想”、什么“乌托邦”？五百年前正是《乌托邦》的作者难免一死，而五百年后，一位老于世故者的名言竟被奉为“道德楷模”：“我可以犯政治错误，但决不会犯组织错误！”夫“政治”者，主义也，“组织”者，权势也。主义不要紧，只要权势真，大权既在握，自有后来人——当年为“主义”而死的夏明翰烈士泉下有知，真不知作何感想！这种人人戴着假面具，“主义”只当敲门砖的状况也就导致了如下的一幕：当1991年8月 戈尔巴乔夫“建议”解散苏共时，这个拥有两千万党员的庞大机器从中央到基层居然没有发生一起抗议，而当时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唯一起来反对“禁共令”的，却是因持不同政见而在1969年被开除了党籍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罗伊·麦德维杰夫！
问题显然不在于“空想”，“空想”无非是不能实现，但未必意味着灾难。而“空想”者莫尔也确实没有给英国带来灾难。问题也不在于“主义”或信仰：莫尔和托尔克维马达不是同样信仰天主教吗？然而他们却构成了善恶的两极。而莫尔与巴恩斯分别是两种信仰（天主教与新教）之思想者，但他们在都为信仰而献身的同时也都没有借“信仰”之名谋私害人、制造灾难。无怪乎莫尔传记的作者钱伯斯感叹道：真正的区别不在于天主教与新教，不在于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而在于真正的信教者与见风使舵、趋炎附势者的区别，善良的虔诚者与借“信仰”谋私者的区别，即莫尔、巴恩斯与克兰默、里奇之流的区别。而这种区别的实质就在于“信仰”意味着一种信念。这种信念是一种远远超越了官方所定之是非的绝对标准，即人类良知的标准。
这里讲的有信仰者（无论信仰的是什么“主义”）与趋炎附势者的区别也就是莫尔与托尔克维马达的区别。然而在一个没有自由的、权势压倒一切的专制时代，前者总是无立足之地而后者则充斥于市。于是莫尔与巴恩斯（以及人们所熟知的布鲁诺、胡司……等）都身遭不幸，而克兰默、里奇、托尔克维马达们则横行无忌。于是那些借“信仰”以营私者便可以拉大旗作虎皮，擅威权以逞凶狠，而把社会投入血海。正如史家所言：那个“宗教审判”的时代与其说是一种信仰压制另一种信仰的时代，勿宁说是野蛮压制良知、假恶丑压制真善美的时代。
当然，取消自由者往往正是以某种信仰为借口。他们这么说有的纯粹是盗名欺世以遂私欲，就像托尔克维马达。有的则可能真的以为信仰可以经由强制来推行，莫尔在理论上支持宗教审判就是这样。然而莫尔自己在宗教审判时代以身殉教的事实恰恰说明了在无自由的时代信仰者无以生存。乌托邦的信仰者没有给社会造成灾难，但乌托邦中的信仰强制原则却消灭了乌托邦的信仰者自身！这里的关键在于：任何“信仰”或“主义”，无论它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空想的”还是“现实”的、“左”的还是“右”的，作为一种思维活动都只能属于具体的思想者个人。我可以为我所信的而献身，但我不能代替你信什么并强迫你为“我觉得你应该信”的东西而献身。任何奉行强制原则的“主义”、“信仰”或“意识形态”都会面临如下悖论：如果信仰能够成为强制的理由，则被强制者不仅无从判断强制者的“信仰”是合理的还是荒唐的，是可实现的还是“空想”的，甚至也将无从判断强制者是否真有信仰，从而为全无信仰只为一己之私滥行强制迫害虔诚信仰者创造了最佳条件。莫尔们的蒙难与托尔克维马达们的得势就是这一逻辑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呼唤一个人格独立、信仰自由的公民社会。这个社会与宗教审判时代的社会之别，决不能仅仅看成是“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之别。在当年，“理想主义”的莫尔为人所害，而“现实主义”的托尔克维马达则在害人。而如今发达国家的公民社会中除了自由主义者以外也不乏莫尔的继承人，只是他们中的乌托邦理想家——从欧文、卡贝、格伊恩斯、柴科夫斯基到如今欧美的公社实验者一一不会再遭到莫尔当年那样的命运，更不会因乌托邦的不能实现而给社会造成灾难。而他们中的现实主义改革家——从社会民主党人到如今的第三条道路论者——则在社会福利与平等的事业上有了长足的进展，在某种意义上实践着莫尔当年的梦想。
本文参考书目：
R.W.Chambers, Thomas More, London, 1935.
《布莱克维尔政治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
N.H.奥西诺夫斯基：《托马斯·莫尔传》，商务印书馆1992年。
Sir. Thomas More, The Dialogue Concerning Tyndall. London, 1927.
T.M.Lindsa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New York, 1910.
The Complete Works of St. Thomas More, Yale University, 1963.
（本文有删节）
秦晖，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