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期
传媒控制下的美国
作者：李宪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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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调查报道客观、冷静，颇具专业水平；然而却缺少了最关键的一样东西——它们都不可能满怀激情地站在那些社会牺牲品的一边，感同身受地发出愤怒的呼声。为了面面俱到地不得罪其各个社会阶层的读者群，《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尽量避免把自己和特定的社会群体在思想感情上捆在一起。
在六十年代，《华盛顿邮报》一度保持了一种蔑视社会权势的格调。它经常以巧妙老练和出其不意的方法，使那些权倾一时的单位或个人频频曝光，出乖露丑。《华盛顿邮报》离经叛道式的新闻曝光成了读者们每天早晨翻开报纸时的一种期待。这种风格特色，在揭露尼克松“水门事件”的丑闻过程中达到了其辉煌的顶峰。它的两名年轻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把《华盛顿邮报》那种胆大妄为、粗鲁率直和聪颖机警、老谋深算融为一体的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
《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成功揭露，不啻是一部震惊世界的政治宣言——它宣告了新闻媒介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威力：一个威势显赫的美国总统，不是通过革命或暴动的坦克大炮，而是被两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记者的笔墨掀翻了白宫的宝座。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使《华盛顿邮报》名扬全球的“水门事件”，也正好成为其从此走上下坡路的一个历史性转变标志。
也许应了中国人“树大招风”和“出头椽子先烂”的说法，“水门事件”之后，《华盛顿邮报》就成了美国大企业财团的攻击目标。其中较为突出的事件之一，是莫拜尔石油公司控告《华盛顿邮报》的诽谤罪名，索赔额高达数百万美元。虽然最后《华盛顿邮报》获得胜诉，但这也使报纸花费掉了上百万美元的诉讼费用，其名声也在那段长时间的诉讼期内受到了不小的伤害。以《华盛顿邮报》的兴旺和富足，尽管它可以不介意百万美元的经济损失，但是却不得不认真考虑这样一个现实：如果你得罪了大公司大财团，即使你是对的，面对一场场旷日持久、花费昂贵的官司，你陪得起吗?《华盛顿邮报》后来面对经济实力更为强大的对手时，不得不收敛锋芒，变得小心谨慎起来。
另一个原因是《华盛顿星报》在1981年的倒闭，使《华盛顿邮报》成为华盛顿地区带有垄断性的唯一大报。因此它更关心的是，怎样跟执掌报刊营业发证大权的政府搞好关系以保持其垄断地位，和怎样跟报纸的主要经济来源——广告的出资者各大财团搞好关系，而不是用咄咄逼人的文章跟其它同行抢夺读者的兴趣和注意力。
上述两个方面的因素，使得《华盛顿邮报》最终变成了美国政治经济统治集团可以信赖的合作伙伴。它的记者们开始习以为常地总是援引官方的消息渠道或那些受财团控制的“思想库”的口径调门，来报道解释社会政治经济现象和有关事实真相。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在《华盛顿邮报》显得桀骜不驯的时期，尽管它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勇气，尽管它可以向美国统治阶级的某个代表人物公然挑战，但它却也从未能够真正触及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中所存在的深层结构性矛盾。作为整个统治精英集团的一翼和现存制度的受益者，我们当然不能期待美国的新闻媒介会把致命性的批判锋芒，直接指向培育庇荫这个集团的制度和这个集团的本身。
美国新闻媒介和当政者同流合污的证据之一是，1989年，《华盛顿邮报》、《泰晤士周报》、《华尔街日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美国广播公司(ABC)、全国广播公司(NBC)等美国主要新闻机构的一批著名新闻记者，和包括共和党民主党两党主席、参众两院主要议员、两党专业竞选顾问在内的一批主要政客，合伙组建了“华盛顿政治新闻中心”。中心的主要宗旨，是训练培养年轻的新闻从业者如何“准确无误”地报道政治新闻。其实际含意和功用，也许可以看作是要更为系统有效地促进媒介对公众的新闻误导能力。美国公众当然不愿意看到作为“民主监护人”的新闻媒介和当政者们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华盛顿邮报》前编辑巴里·苏斯门在其所著的《什么是美国人民的真正想法》一书中，援引《洛杉矶泰晤士报》的民意调查数据，指出“67％的公众认为报界在对政府的监督方面没有尽责。相反，主要的新闻媒介机构热衷于讨好政治当局”。苏斯门发现：“当问及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报道情况时，绝大多数人认为，新闻媒介和华盛顿的统治者是同枕共席的伙伴。”
美国新闻媒介使美国民主政治失去可信性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美国政界和媒介都讳莫如深、避而不谈所有权问题。不管美国社会如何赐给自己的记者编辑们“无冕之王”的称号，不管有些人对于这一称号感到如何地艳羡不已，一个不能忽视的基本事实是，这些貌似可以呼风唤雨、权倾一世的“无冕之王”，不过是那些私营大企业老板的雇佣伙计。私营企业财团掌握的新闻媒介可以大谈特谈民主运作的规则，而私营企业财团自身的运作却并不遵循这些规则；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普通百姓，都清楚没有哪个伙计，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忤逆老板的旨意恣意妄为。试想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在美国垄断资本的典型代表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收购兼并全国广播公司NBC之后，NBC的记者编辑们，还会孜孜不倦地去搜寻追索通用电气种种劣迹丑闻吗?
“思想自由”与信息垄断和禁运
1996年5月25日，在美国友好邻邦加拿大首家全国性大报《环球邮报》国际新闻版上，刊登着一则并不十分显眼的新闻报道，题为“多大教授发出颠覆性的信息”。报道说：多伦多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计划主任托马斯·霍默一狄克逊，在本周为美国国务部所作的有关“环境：短缺和暴力冲突”研究项目的报告中指出：再生性资源的短缺，会造成社会紧张和政治动荡。“在环境和人口统计学因素与暴力之间，存在着某些联系，这些联系有时会变得相当有力。而大部分国内暴力都带有扩散性和历史性的基因”，“由于传统的保守主义分析家们，对有关经济公正、财富和权力分配、家庭计划和社会环境这类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课题，一向抱否认态度。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问题全部摊到桌面上。”
霍默一狄克逊和他的工作小组在孟加拉、巴基斯坦、卢旺达、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和南非等国所发现的情况无不证明：资源的短缺导致精英阶层对资源的霸占，从而把无依无靠的贫苦大众驱赶到生存的边缘。环境性短缺的结果并不是使这些国家整个地陷入贫困，而是造成了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针对资源短缺的状况并非完全没有作出相应调整的可能，但是这需要独创精神。如果作出的是失败性的调整，人民会愈加贫困或逃亡异乡它国，国家将进一步遭到削弱。
托马斯·霍默一狄克逊的研究报告被美国政府不客气地断然加以封锁。根据《环球邮报》的披露，霍默一狄克逊可以和人谈论他研究的心得体会，但这一对美国民主制度带有某种“颠覆性”意义的研究报告，被通知不得在美国任何媒介上公开发表，最后只得借加拿大的媒体向外透露。
霍默一狄克逊并不是首次以自己的研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