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期
传媒控制下的美国
作者：李宪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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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雇佣的“无冕之王”
新闻记者在西方社会素有“无冕之王”的称号。新闻媒介重视的问题和情况，美国两党政客谁都不敢等闲视之；新闻媒介无动于衷的事情，政客们也就尽可无所顾忌地撂在一边。不管媒介报道的情况孰是孰非、孰真孰假，人们的思路和情绪却不能不围着记者编辑所发的文章团团转。但是在美国，无论是政客还是平民百姓，人们对新闻媒介的不满和憎厌与日俱增。是谁选举了那些记者和编辑?是谁给了他们可以随心所欲按自己喜怒爱憎信口开河的权力?显然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并不来自于选民的选票。然而这样的责问并不反映人们对新闻媒介不满的根源。不管怎么说，新闻媒介也许必须具有这样的特权，才能代表民众的利益和呼声，发挥对权力中心的制衡监督作用。新闻媒介所具有的这种纠偏机制，乃是政治运作不偏离民主轨道的一个重要保证。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那些远离权力中心的美国民众，觉得美国的新闻媒介已经不能忠实地履行发挥这种机制的作用。就像其它那些社会政治媒体一样，新闻媒介越来越背离社会民众，因而也就越来越不能代表人民发出可以信赖的声音。相反，它们越来越跟那些精英阶层和权力集团同声相应，沆瀣一气。
三十年前，威廉姆·格兰德在《辛辛那提邮报》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二十年后，威廉姆在《华盛顿邮报》担任助理执行总编。五十年代时的《辛辛那提邮报》和名扬当今世界的《华盛顿邮报》之间，在好多方面有着巨大差别。
三十年前的《辛辛那提邮报》更像一家大型工场而不像一家新闻机构。办公室简陋的桌子上和油漆剥落的地板上，到处堆满文件资料。编辑部和印刷车间比邻相接，印刷机器运转时发出的阵阵噪声和热量，常常会向编辑部办公室里奔涌而来。朝街一面在夏天总是敞开着的一大排窗户，代替了空调机的功能。《辛辛那提邮报》的记者，大多是一些性格俏皮、对金钱权势抱着不恭不敬态度的中低阶层人士。在他们中间，只有少数几位上过大学。在当时，大学文凭并不是做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先决条件；他们主要是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政治敏锐与社会常识，从普通的写字员一个个升迁为新闻记者的。他们土生土长，博见多闻，熟悉自己的城市和人民。在记者编辑和印刷车间的工人之间，彼此相识相熟，形同一家。他们常在一起喝酒聊天，星期天上同一个教堂做礼拜。
而在《华盛顿邮报》，到处都铺设着富丽堂皇的地毯。青翠碧绿的盆景树木，和光亮溜滑的镶边办公桌交相辉映。宽敞明亮的大玻璃盒似的办公室内，不停运转的计算机和自动空调装置，使人能够分明地感受到一种现代化和商业化的办公气息。确实，《华盛顿邮报》的室内氛围和摆设，和华尔街上的那些股票经纪公司并无二致。《华盛顿邮报》那些思路复杂城府高深的记者编辑，绝大部分来自哈佛、耶鲁、普林斯顿那样的高等名牌学府。其中一些人具有法律、经济学或新闻学方面的博士或硕士学位。他们毫无疑问地属于中产阶级以上的档次，薪禄丰厚，学识渊博。他们与楼下印刷车间的工人素无交往，偶尔在报社门口相遇相见也是视同陌路。他们的精明，主要体现在他们比常人对当今世界有着更多更透彻的了解。他们的认真，反映在他们追踪那些并不真正具有社会价值的热点新闻时所显示的冲天干劲。
《辛辛那提邮报》的影响声誉虽然无法跟《华盛顿邮报》相比，然而当初《辛辛那提邮报》的特殊价值，在于报纸忠实地代表了辛辛那提那部分最为无权无势的市民们的利益。跟这部分市民有着休戚与共血肉相连关系的记者编辑们，用自己嬉笑怒骂的笔触，道尽人们的喜怒哀乐和控诉抨击。只要《辛辛那提邮报》抓准了一个题目，它就会锲而不舍地穷追猛打，直到有关当局不得不作出回应。在本世纪初，《辛辛那提邮报》勇敢无畏的调查报道曾经一度使该地区的共和党组织机器运转处于瘫痪。在辛辛那提这个共和党保守势力历来占有优势的城市，《辛辛那提邮报》的总编声称：“当共和党执政时我属于民主党；当民主党当政时，我就是共和党。”尽管《辛辛那提邮报》自称为是一个具有改革思想、超然于党争之上的监督者，实质上她总是与劳工阶层和温和的民主党人站在一起。
西方媒介喜欢标榜新闻客观公正原则。然而就是当年《辛辛那提邮报》的那些新闻工作者，也很少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对各类社会问题总是表现出自己所属阶层的特殊敏感和思想倾向。尽管尽量使自己表现得比较公允，《辛辛那提邮报》的记者早在种族歧视问题远远没有引起全国性争论之前，就一马当先地提出了种族平等的呼吁。有关妇女遭受不平等待遇的悲惨故事常常出现在报纸的妇女专栏中。然而，他们却极少批评警察一一并不是因为担心警察会对他们更严格地寻找开列交通罚票的机会，而是他们跟本地的警察十分相熟，其中某些人还与警队中的人有着亲戚关系；再说大家也同属一个工薪阶层。显然，这些记者们不可能完全摆脱相近社会地位和人情关系上的影响。不管《辛辛那提邮报》怎样自我表白，从本质上讲，《辛辛那提邮报》是一家代表工薪阶级声音的报纸。可是如今在美国，绝大多数代表工薪阶级声音的报纸已经被市场经济的法则和魔力驱赶得无影无踪。
面对电视新闻的竞争，报社编辑为了维持自己的订阅量，照顾各个层次读者的兴趣，都不约而同地改变了面对特定读者层的传统做法，采取了面面俱到、超越阶级界限的“炒杂烩”的方式。这样一种“转轨变型”，表面上似乎是增强了报纸的中立性和客观性，实际上经过这一变化后，反映对社会不满声音的劳工读者的版面大大减少，在好多报纸上干脆再也听不到这方面的声音。
新闻记者编辑的队伍，也经历了有目的有步骤的改代换血。新闻媒介的新一代成员，和《华盛顿邮报》的人员结构有着大同小异的背景。就本性而言，这一批新的新闻工作者比他们的前辈在社会问题方面思想更为开明，更多世俗主义倾向而更少宗教主义精神，对陌生的和尝试性的事物有更为宽容的态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社会权势阶层比自己的前辈更具怀疑批判性的立场和态度——以他们的出身和教育背景，他们跟统治阶级打交道时会觉得更加轻松自如、如鱼得水，而不会像《辛辛那提邮报》出身于被统治阶层的早期同行那样苛求挑剔；也不意味着他们会比被他们取而代之的老前辈们对劳工阶级的经济收入问题表现出更多的关注和兴趣。就像《辛辛那提邮报》的早期同行一样，他们对各类社会问题，也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自己所属阶层的敏感和倾向。这种新闻工作者社会成分上的结构性变换，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报纸选择内容上和基调上的历史性转换。
《华盛顿邮报》曾经尽量和精英圈子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它发挥记者们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方面的专业优势，倾注很大人力物力，调查和报道那些种族紧张、监狱人满为患、毒品暴力事件和城郊畸形发展等社会问题。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