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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控制下的美国
作者：李宪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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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使在白宫执政的民主党或在野的共和党感到窘迫困扰。他在1994年应戈尔副总统的邀请，参与了中央情报局有关国家崩溃的研究项目。这一项目研究分析了过去四十年中所发生的一百三十个有关实例，从中归纳出了一些表示国家陷入危机的关键性指示标志。
“其中第一条，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婴儿死亡率。虽然不同的民族文化对各种利益剥夺和丧失具有不同的容忍程度和承受能力，但是在每种文化下生活的每个人，都同样关心自己的孩子。因此，婴儿死亡率是反映社会悲惨和不满程度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个衡量坐标。”霍默一狄克逊指出。
霍默一狄克逊的研究项目同时还获得了另外一个重要发现：即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并不能保证一个国家免遭失败的命运。霍默一狄克逊告诉记者：“我们发现，在实现民主制度的国家中，婴儿死亡率对国家崩溃造成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不采用民主制度的那些国家。”这一发现对克林顿当局，无疑是一个大为不妙的消息。“整个民主计划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占有如此显要的地位……而今却产生了一个疑问，因为如果你未能取得足够的经济增长，即使实行了民主化，你那个社会的结构会很脆弱，整个机体很容易分崩离析。”霍默一狄克逊指出：“这就是为何我的观点会造成颠覆性效应的原因。”
霍默一狄克逊先生的推论和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的报道评论，不由得使我又想起了另外一个可能会使克林顿总统感到下不了台的情况。众所周知，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的中国的资源，比起美国来不知要短缺多少倍，但是在上海，一岁以下的婴儿死亡率是0．99％，而在纽约却是1．02％(1)。如果人们把这种出人意料之外的差距和霍默一狄克逊先生的论点结合起来加以考虑，恐怕难免会对美国社会本身也提出疑问。而这两种疑问，显然都是美国政府所不愿从美国民众那里听到的。
被誉为“美国最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语言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诺姆·乔姆斯基的遭遇，或许更能说明美国式思想控制的真相。
乔姆斯基是世界著名的语言学家、哲学家，26岁当名校教授，30岁就成为新语言创始人，照理说，这样的人在号称“言论自由”的美国应当是说任何话都会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乔姆斯基是一个彻底的反体制主义者，六十年代，他反越战，并为此短期入狱，被列入白宫的“臭名昭著的敌人名单”，八十年代，他抨击美国与以色列结盟，为犹太人士所憎恶，九十年代，他揭露美国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控制和垄断全球政治、贸易的野心，抨击克林顿的内政、外交战略。在很多不明真相的人看来，乔姆斯基的存在是美国“自由”的一种象征。但实际上，乔姆斯基以如此卓越的成就，竟从未在美国最主要的三大主流媒体——三大电视网上露过面，他的声音竟只能通过自己创建的一个名为“Z”的互联网站发出。乔姆斯基这样重要的人物的言论都遭到如此控制，持异见的一般人可想而知。
在一个把思想和言论自由叫得震天价响的民主自由的天堂里，许许多多生活在这样一种“自由空气”中的美国人似乎很少能够意识到，从他们自小所接受灌输的思想方式，到成人后日常接受信息的渠道和内容，其实都处于本国统治阶级的操纵控制之中。如克林顿1992年上台不久，承受着他在竞选时被布什指责为越战逃兵的懦夫形象和耻辱，下令出动飞机对巴格达的医院和儿童、妇女狂轰滥炸。他对美国人民的宣传理由是，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图谋暗杀美国前总统布什的行为，是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公然宣战。我不知道美国老百姓在听了这种强词夺理的逻辑后，有几个曾经会这样想过：美国中央情报局不知组织策划过多少次对古巴总统卡斯特罗的暗杀；按照同样的荒唐逻辑，这是否也可以看作是美国对古巴的公然宣战，从而可以成为古巴空军——如果他们有那种能力的话——空袭华盛顿居民的一条冠冕堂皇的理由?然而，从盖勒普民意测验的结果看，克林顿总统的威望，却在轰炸伊拉克之后上升了好几个百分点。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结果，当然不是美国人民的愚昧无知和轻信，而是为统治阶级所把持的舆论工具很少让他们有机会知道全面真实的情况。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前新闻系主任本·拜廷肯数年前就新闻媒介的拥有情况经过专题调查研究后，作出了这样一个预测：“在美国和其它几个主要的民主国家中，媒介正在飞快地转移集中到少数几家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的手中。这一趋势显而易见，领导这一潮流的带头人坦率地表示：数年之内，五六家企业将会控制美国绝大多数面对美国公众的社会信息。”(见本·拜廷肯所著《垄断性媒介》，航标出版社)。如果认为拜廷肯书中所提到的预言纯属猜测，那请看以下事实：拜廷肯所著《垄断生媒介》在1983年发行的时候，美国有五十家单位组织控制了全美绝大多数包括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和书籍的出版发行。五年后在也那本著作再版的时候，这五十家私营企业单立已经减少至二十九家。根据美国有线电视网(CNN)的最新有关报道，这一数目如今已经缩小到一打左右。
美国费通讯息交流事务所负责人戴维·费通认为，由于媒介掌握了以什么口径调门让哪一些情况传播给社会公众的大权，“我们就面对着一整套完全不受公众控制的、针对各种社会问题大造政治舆论的宣传机器。……没有人喜欢由政府官僚来管理控制媒介，但是把它们完全交在那些只关心报纸收入利润的私营企业手中，也不是一个好办法。”
在这方面，美国作者查尔斯·瑞奇在《反对体制》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分析评述：“通过控制通向媒介的通道，像电视这类大众媒介大大降低了民众思想交流的自由。当然一个人仍然可以站在街头角落向行人发表自己的见解，但是其声音却完全被媒介的声音所压倒和淹没。很少有人意识到所有的电视电台应该属于公众，而不应该由那些关系网、大公司、广告宣传者及其支持人来把持。……企业在和个人竞争声音传播方面的优势，特别表现在企业令人惊讶的广告开支费用方面，包括在报纸杂志上所登载的那些宣传政治和社会观点的广告；这些费用都享受免税优惠。这就意味着公共社会要为企业的宣传提供补贴，而个人要发表自己声音所产生的费用却照样要交税。在近数十年中，企业利用这些免税的金钱以许多新的方法来影响和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见解。首先，是大量资金被输入‘思想库’——这些据称是独立性的组织机构专门雇佣学者专家发展和传播亲企业、亲体制的哲学理论。其次，资金被用来支持国家第一流大专院校的教师职位和学术交流。三是承担企业‘思想库’文章在全国有影响的大报纸上的刊登费用。四是企业资金被用于支持系列性的电视对话讨论和时事分析节目。那些电视节目主持人几乎是清一色的保守派面孔，被邀的客人也总是由同一类‘思想库’提供。那些反体制的声音几乎完全被禁绝。第五，企业为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