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期
诺贝尔文学奖最新得主格拉斯专辑
作者：佚名
字体： 【大 中 小】
告诉了我。意大利语、法语和西班牙语译者们在这些聚会上交流意见，并发现他们的合作对彼此把书翻译成他们各自的语言，都很有帮助。我当然喜欢那些我读起来不会觉得是在读译本的翻译。在德语中，我们很幸运有极好的俄罗斯文学的翻译。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德译本很完美——它们实际上是德国文学的一部分。莎士比亚的德译本和浪漫主义作家们的德译本充满错误，但是它们也是好极了。这些作品的新译本错误少了，也许没有错误了，但是却很难跟约翰·路德维希·蒂克的译本相比。一部文学作品，无论是诗或小说，都需要一位可以在他自己的语言中再创作那部作品的译者。我尝试鼓励我的译者们这样做。
我们对人类的事情谈得太多
问：你很多书，例如《母老鼠》、《比目鱼》、《蜗牛日记》和《狗岁月》，都集中于动物。这其中有特别理由吗?
答：也许吧。我总是觉得，我们对人类的事情谈得太多了。这个世界挤满人类，但也挤满动物，鸟、鱼和昆虫。在我们出现之前，它们就已存在了，有一天当我们不再是人类的时候，它们还会在这里。我们之间有一个区别：在我们的博物馆里，我们有恐龙骨，这种生活了数百万年的庞大动物。当它们死了，它们都死得很干净。完全没有毒。它们的骨头很干净。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人类却不是这回事。当我们死了，将会散发可怕的有毒空气。我们必须明白，地球上并不是只有我们。《圣经》说人支配鱼、鸟、畜牲和一切爬行动物，这是很坏的教导。我们试图征服地球，结果却很糟糕。
问：批评可有使你获益?
答：虽然我愿意把自己看成一个好学生，但是批评家通常都不是好老师。不过，有一个我经常怀念的时期，就是“四七社”时期。我们大声朗读手稿，然后讨论。在那里，我学会讨论一个文本，把我的看法背后的理由讲出来，而不是仅仅说一声“我喜欢这个”。同时也有评论。作家们会讨论草稿，如何写一本书，如此等等。至于批评家，对于一位作家应如何写，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期望。批评家与作家的这种混杂，对我来说是很好的经验，也是训练。事实上，那个时期对总体的战后德国文学是很重要的。战后十分混乱，尤其是在文学界，原因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我这一代人——要么是未受教育要么是受错误教育。语言受到玷污。重要作家都移民了。没有人对德国文学寄予任何期望。“四七社”的年度聚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环境，使德国文学得以重新崛起。我这一代的很多德国作家，都留下“四七社”的印记，尽管有些人不承认这点。
问：你对例如发表在报纸杂志的批评有什么看法?它们可曾影响过你?
答：没有。但我从其他作家那里学习。德布林对我影响很大，我甚至写了一篇论述他的文章，叫作《关于我的老师德布林》。你可以从德布林那里学习，又没有模仿他的风险。对我来说，他比托马斯·曼更重要。德布林的长篇小说不是对称的，其形式不像托马斯·曼那样古典，因此他所冒的风险更大。他的书很丰富、开放、充满意念。令人遗憾的是，在美国和德国，他几乎仅仅以《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而为人所知。但我仍在学习，还有很多其他人给了我教益。
问：你怎么看美国作家?
答：梅尔维尔永远是我最喜欢的。我也一直很爱读威廉·福克纳、托马斯·沃尔夫和约翰·多斯·帕索斯。现在美国再没有人像多斯’帕索斯那样写——他对群众的出色描述。我怀念一度存在于美国文学中的史诗式巨著；现在已变得过分知识化了。
消失的东德文化
问：德国统一对德国文化生活有什么影响?
答：谁也不愿意听德国艺术家和作家反对统一的意见。不幸的是，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不加入讨论，这到底是因为懒惰还是因为冷漠，我不知道。早些时候，前总理勃兰特宣称，德国统一的火车已离站，谁也阻止不了。一种不加反省的群众热情取得主导地位。那个白痴式的比喻被当成真理，它确保没有人会想到这将给东德文化带来多坏的损害，更不要说给经济带来的损害了。不，我不想乘坐一列不能驾驭也不顾警告讯号的火车。我一直留在月台上。
问：你有关统一的观点受到德国报章的猛烈抨击，你有什么感想?
答：啊，我已习惯了!这不会影响我的立场。统一是以一种违反我们的基本法的方式进行的。当分裂的德国重新统一起来，理应制订一部新宪法——一部适合处理统一后德国各种问题的宪法。我们没有新宪法，反而是东德各州全都被西德吞并了。这是利用法律漏洞达到的，宪法中有一条说要使德国各州成为西德的一部分。它还赋予德裔人士，例如从东德叛逃来的人士，取得西德公民资格的权利。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因为东德的一切并不都是腐败的，只是政府腐败而已。而现在，东德人的一切，包括他们的学校、艺术和文化，都要被扔掉或压制。这是一种耻辱，这一部分德国文化全都要消失。
问：你的人物经常一再出现在几本不同的书中；我想到譬如图拉、伊尔莎比尔、奥斯卡和他的外祖母安娜。我觉得这些人物全都是一个更大的虚构世界的成员，而你才刚刚开始在你的小说中描述这个虚构世界。你可曾把他们当成独立的存在来看待?
答：当我开始写一本书，我就打几个不同人物的草稿。随着我的写作进展，这些虚构的人物通常就开始有了他们自己的生命。例如在《母老鼠》中，我从未打算让马策拉特先生作为一个六十岁老人再次出现。但是他自己来到我面前，不断要求加入进去，他说：“我还活着；这也是我的故事。”他要进入书中。我经常发现，随着岁月流逝，这些被创造出来的人物纷纷提出要求，跟我过不去，甚至也会拒绝被使用。你得时不时留意这些人。当然，你也必须听你自己的。这就变成某种对话，有时还很热烈。这是合作。
问：为什么图拉·波克里夫克成为你很多书的中心人物?
答：她的性格非常复杂，充满矛盾。我写那些书时，深受感动。我无法解释她。如果我解释，就会变成阐述。我讨厌阐述!我让你自己去想象。在德国，中学生到学校来，他们只想读一个好故事，或一本描写红发人的书。但他们不被允许，而是要按照指示，解释每一首诗，每一页，去找出诗人讲的是什么。这与艺术无关。你可以解释一种技术及其功能，但一幅画或一首诗或一个故事或一部小说，有多种可能性。每个读者都再创造一首诗。这就是为什么我讨厌解释和阐述。不过，我很高兴你仍然记得图拉·波里夫克。
问：在你的创作生涯中，你的兴趣和风格是怎样演变的?
答：我最初三部重要作品《锡鼓》、《狗岁月》和中篇小说《猫与鼠》，代表一个时期——六十年代。这三本书的中心，是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它们组成了“但泽三部曲”。那时，我特别感到需要在我的写作中处理纳粹时代，揭示它的原因和后果。几年后，我写了《蜗牛日记》，讲的也是战争，但是，就我的散文风格和形式而言，却是一次真正的告别。故事在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