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期
诺贝尔文学奖最新得主格拉斯专辑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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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同的时代展开：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一九六九年在德国，也就是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和将来(由我的孩子们代表)。在我脑中和在书中，所有这些时期纠缠在一起。我发现，语法学校所教的动词时态——过去式、现在式和将来式——并不像实际生活中那么简单。每当我想到将来，我对过去和现在的认识就会出现，影响我所说的“将来”。昨天讲过的句子，可能不是过去的，也不是完成了的——也许它们会有一个将来。在精神上，我们并不局限于时间顺序——我们同时意识到很多不同的时间，仿佛它们是一个整体。作为一个作家，我必须觉察到时间和时态的这种交叠，还得把它表现出来。这些时间主题在我的作品中已变得愈来愈重要。在《比目鱼》中，叙述者在时间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转世，他很多不同的生平提供了各种新角度，用的都是现在式。从这么多不同的时代的角度写一本书，从现在回顾过去并与未来的事情保持联系，我想，就需要一个新形式。而这部小说的形式是那么开放，我发现我可以在小说中变换形式，从诗歌到散文。
文学可以改变世界吗?
问：在《蜗牛日记》中，你把当代政治与虚构的但泽犹太人社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遭遇揉合起来。你是否想到，你在1969年为勃兰特撰写演讲词和搞竞选，竟会成为一本书的材料?
答：我别无选择，必须写那次竞选活动，不管是不是书。我1927年生于德国，战争爆发时我十二岁，战争结束时我十七岁。我背负着德国的过去。我并不是唯一的作家，还有其他作家也感到这点。如果我是一位瑞典或瑞士作家，我可能会玩得轻松些，讲几个笑话什么的。我的背景使我没法这样，我别无选择。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阿登纳时期，政客们不喜欢谈论过去，如果他们谈到了，他们就把它描绘成我们历史上一个邪恶的时期，魔鬼们把可怜、无助的德国人民引入歧途。他们撒血淋淋的谎。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年轻一代是非常重要的，告诉他们事情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并且是很缓慢很有计划的。那时，谁都可以亲眼看见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经过四十年的共和国之后，我们最重要的收获，是我们可以谈论纳粹时期了。而战后文学对促成这一变化，起了很大作用。
问：你是否相信文学有足够力量去阐明一个时代的政治现实?你介入政治，是因为你觉得作为一个公民你可以这样，还是因为作为一个作家?
答：我不认为政治应留给政党去做；那会很危险。有很多研讨会和会议，探讨“文学可以改变世界吗”这个问题!我认为文学有力量去影响、改变。艺术也是如此。在现代艺术的影响下，我们已改变了我们观看的习惯，而我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这种影响。立体派之类的发明，为我们提供崭新的视觉力量。詹姆斯·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引进内心独白，已影响了我们对存在的复杂理解。问题只是，文学可以产生的影响难以量度。书与读者之间的交流，是平静的、无人知晓的。
书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人们?我们所知不少。我只能回答说，书对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我年轻时，在战后，加缪那本薄薄的《西西弗斯的神话》对我来说就很重要。那位著名的神话英雄被判处必须把石头推上山顶，而石头又不可避免地滚到山底下——在传统上，这是一个真正的悲剧人物。但是加缪为我重新解释这个英雄，说他的命运是“快乐”的。看似徒劳地一再把那块滚动的石头推上山，对他的存在来说实际上是一种满意的行动。如果有人把那块石头拿走，他就会不快乐。这对我影响很大。我不相信某个最后目标。我不认为那块石头会永远留在山顶。我们可以拿这个神话来对人类的境况作出积极描述，尽管它的立场与包括德国理想主义在内的形形色色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格格不入。每一种西方意识形态都承诺某个终极目标：一个快乐、公正或和平的社会。我不相信这点。我们是变动中的事物。那块石头也许永远要从我们身上滑走，必须再滚回去，但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那块石头属于我们。
(本专辑均由黄灿然翻译)
黄灿然，诗人，现居香港。主要著作有诗集《十年诗选》、《世界的隐喻》，诗论集《必要的角度》等，另有译著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