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期
诺贝尔文学奖最新得主格拉斯专辑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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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黄灿然
人类的毁灭已经开始
女士们先生们：
我应对所有得过安东尼奥·弗尔特里内利奖的人士表示感谢。这是很容易的，因为这类殊荣不仅承认已做的工作，而且鼓励将来继续积极地工作。在所有授奖仪式上，大家都会表达乐观主义，仿佛生活一定会这样继续下去。在此之前，这种态度和姿势一直支持我们的进步观念，因为生活终究还得继续下去。
我的感谢所包含的信息，却硬是要把怀疑加进习惯性的期待。我们的现在使未来变得大有问题，在很多方面甚至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我们的现在制造了(要知道我们尤其学会了制造)贫困、饥饿、空气污染、水污染、被酸雨摧毁的森林或砍伐森林、似乎是自动堆积起来并且可以把人类摧毁好几次的军械库。
罗马，这个我试图表示感谢的城市，除了它的过去和现在的历史意义之外，还会令人想起由罗马俱乐部发表的报告。这些报告是我们真正的“启示录”。我们所受的，不是诸神或那位上帝的任何审判的威胁。并没有一位圣约翰坐在帕特莫斯，描绘模糊的末日景象。没有任何盖着七个印封的书，成为我们的神谕。不，无论是从现实角度还是从时代的精神看，我们的视野都是来自一系列评论饥馑的数字；来自有关贫困化的统计；来自概述生态灾难的一览表——以数目计算出来的疯狂，以资产负债表呈现的末日场面。确切的数字也许会有争议，但是那结论却是回避不了的，这就是：由人类以各种方式制造的人类的毁灭已经开始。
鉴于科学家也已开始质疑(如果不是否定)未来不断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如果我以作家的身份简述我的作品并对文学和我自己提出质疑，我希望这个讲话也是以所有获奖者的名义发表的。
比其他艺术更甚，文学预设一个确定的行动场所——这就是未来。文学的生命长过绝对的统治者、神学或意识形态的教条、一个又一个的独裁政府；审查制度一再被解除，言论获自由。文学的历史有一部分是书籍战胜审查制度的历史，作家战胜权势者的历史。因此，在最坏的时代，文学都永远葆有一位盟友：未来。意大利小说家西洛内和莫拉维亚、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和小说家德布林的生命比法西斯主义更长久，就像俄国作家巴别尔和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生命比斯大林主义更长久——虽然斯大林主义把他们杀死了。
文学永远具有一种强大的持久力。它确信自己的长远影响，它可以寄望于时间，哪怕文字和句子、诗行和音节的回声要等到数十年后甚至数百年后才被听见。这种预先的支付，这种时间的储备，使得最穷的作家也变得富裕起来。即使是在最可恶的时代，这些以“永恒”的名义计算增长率的自由灵魂，也是不可征服的；他们可以被监禁、被处死，或被流放，就像我们今天依然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的那样——但最后还是书籍胜利了，还有文字。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或者说，持续到昨天。因为，随着人类未来的丧失，到现在为止一直无可置疑的文学的“永恒”，已不再存在了，仅仅成为一厢情愿的想法。以前被视为可以永远存在下去的书籍，已开始变得像一去不复返的瓶子。现在虽然不能肯定我们是否还有未来，但是我们已经不再想及未来。使人们摧毁自己的那同一种狂妄自大，现在正威胁着要在夜幕降临之前抹杀人类的精神，要毁掉人类对更美好的明天的梦想，要使每一个乌托邦变成笑柄——包括恩斯特·布洛克的《希望原则》。
扫视一下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各种力量的关系，就可以看到，在知识提高的背景下，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正在增加；空气和水污染被可耻地合理化；超级大国及其卫星国灭亡的可能性，早已越过疯狂的门槛。虽然提出各种各样的警告，但是没有任何思想可以改变政治现实。由于举目皆是耀武扬威，到处都是暴徒恶棍，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或愿意喝止早已存在的灾难和即将发生的灾难。掌权者们沉溺于毫无意义的瞎闹，到处开会，而把责任搁下。
剩下的，就只有抗议，这抗议由于可鄙的畏缩而变得软弱无力，又由于不知说什么而很快变成无言的恐惧；因为面对空虚，任何声音都失去意义。
我这番感谢的话，大概已让诸位受了惊，败坏了这种日子应有的庄重而喜庆的气氛。我猜，其他获奖者们会觉得，我对局势的看法未免太过黑暗，而在他们看来，最坏的情况无非是灰色罢了，因为生活尽管老套，但毕竟还在继续下去。还有很多新事物要被发现，很多新创造有待完善，更多更多的书籍要出版。我自己呢，也要继续排列文字，坚持写作，因为我不能自己。然而我知道，我计划要写的书，再也不能假装对未来有把握。它必将包含一声对这个遭破坏的世界的告别，对受伤的生物的告别，对我们和我们的心灵的告别——我们的心灵曾想过一切，也包括想到结束。
迄今为止成为一本书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对时间的恭顺，或对时间的不满。作为一位当代人，我为抵挡时间的消逝而写作。过去促使我把它扔到现在的小径里，以便绊倒现在。只有把过去变成现在，才有可能理解未来。首先，我发现自己受制于德国式的时间，被迫抄一条斜路穿过各个时代，不按照时间顺序的规则。史诗式的冰碛必须被清除，现实被一再丢弃。没有终点。很多人死去。到处都是严重罪行投下的阴影，即使是在生命可以释放欢愉，快乐可以尽情享受的地方，这些阴影也是时间抹不掉的。
在一本本书的空隙，我总是尽量把过剩的精力奉献给政治。时不时会引起轰动。在积累了与时间及其相反的进程较量的经验之后，我在我的盾面上铭刻一只爬动的动物，然后写道：进步是一只蜗牛。那时，很多人希望(我也希望)有一些蜗牛会跳跃。如今，我明白，最近还经常写到，那只蜗牛对我们来说是爬得太快了。它已经超过我们。但是我们，脱离了自然，成为自然的敌人，却依旧想象我们赶在蜗牛之前。
人类可以停止只顾想到他们自己吗?他们——这些神一样的创造性的生命，拥有理性，成为越来越多的发明的创造者——敢于对他们的发明说不吗?他们准备弃绝可能的人性并对残存的自然表示一定程度的谦逊吗?最后：我们还想不想做我们想做的——也即互相喂饱，直到饥饿消失，变成奇谈怪论，变成一个很久以前的食尸鬼的故事?
这些问题的答案，早就该有了。我自己也没有答案。但是，在迷惑不解中，我知道未来要再次成为可能，我们就得找到一个答案，就得做我们作为大自然这块运转的土地上的客人应该为彼此做的事情；这就是停止彼此恐吓，消除彼此的忧虑，最后赤裸裸坦诚相对。《锡鼓》回顾，或作者的双重见证
1952年春夏，我在法国搭便车到处浪荡。我没有什么赖以维生的。我在包装纸上乱涂乱画，我染上多语症，写呀写。除了写了一大批(我相信)极其缺乏独创性的、关于傍着舵柄睡去的舵手帕利努鲁斯的诗篇外，我竟然弄出一首无穷尽扩散下去的诗，在诗中，奥斯卡·马策拉特以高柱圣徒的面目出现，不过那时他仍未有这个名字。
一个青年人，一个那时流行的存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