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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写的文化：英国早期的文化研究
作者：赵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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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渊源和深厚的社会基础。在英国，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精英主义，直到二战以后，也就是霍尔所说的“文化研究”兴起之时，才受到强有力的挑战和批判。这与英国本土深厚的功利主义、经验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并非无关。延绵不断的欧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乃至整个英语世界长期遭受排斥，英国左派社会主义阵营对欧陆马克思主义理论过早地放弃，使之在英国长期处于欠发达的状态。因此，二十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注重和批判，对当时的英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影响甚微。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六十年代后期，西方社会危机四伏、动荡不安，批判思想盛行之时，才有了根本的改变。
工人阶级和普通人的文化
二战结束后，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斗争风起云涌。曾经“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因失去了主要殖民地而日益走向没落。这构成战后新一代知识分子寻找认同感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殖民主义的文化优越论开始遭到新一代进步知识分子的怀疑和唾弃。战后“第一代"工人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五十年代开始崭露头角，成为左翼知识界和思想界的中坚力量。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就是由他们开创的。郝格特对工人阶级文化细致敏感的捕捉，为文化研究开拓了崭新的视野；威廉斯长期关注传播媒体的发展及其社会和文化效果，为后来的英国批判传媒研究开辟了先河；汤姆逊历史地再现了工业革命期间工人阶级文化的形成，并通过对威廉斯著作的批评和与威廉斯的对话，间接参与了早期文化研究的创立。作为工人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工人阶级生活的了解和同情，决定了他们共同的政治立场一一站在保守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对立面，进行文化斗争，追求一个更加平等公正的英国社会。
雷蒙·威廉斯1921年出生在一个与英格兰交界的威尔士村庄，父亲是一个铁路信号员。他十八岁时作为“奖学金少年”进入剑桥大学主攻文学，战争使威廉斯的大学生涯中断了几年，战争结束后，他重返校园完成了学业，并在此后的十几年里，全力投身到战后兴起的成人工人教育事业中。他的许多重要著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包括被誉为文化研究经典之作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六十年代初，威廉斯回到剑桥大学任教，他激进的政治立场和不拘一格的学术风格，与古老保守的剑桥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冲突。威廉斯1983年从戏剧研究教授的职位上退休，五年后他便过早地离开了他终生从事的写作和文化政治，与世长辞了。威廉斯去世之后，纪念他的文章连绵不断，人们对他几十年来对英国思想界和文化政治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为一本研究威廉斯的专著撰写的《序言》中，牛津大学的文学批评家伊格尔顿将威廉斯与法国的萨特和德国的哈贝马斯相提并论，认为他是英国战后乃至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文化思想家，是英国左派知识阵营中最具智慧和独立思考精神的知识分子。
威廉斯一生的著作很多，涵盖的领域也十分广阔，在文艺批评、文化研究和传媒社会学等领域都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他的文化研究是从追述“关键词”开始的。在《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一书的开头，他便详细探讨了cul．ture(文化)、industry(工业)、democracy(民主)和mass(大众)等重要概念在意义上的演变，以及这些演变与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他有意识地跨越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选择了英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一些代表人物，探讨英国十八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开始到二十世纪中叶战后资本主义重建这一漫长的历史变迁在“写作”中的批判的再现和反映。威廉斯后来公开提出用“写作”来代替英语中的“文学”，目的在于剥去围绕在“文学”周围的貌似神圣的光环，将它还原成普通的写作活动，挖掘其中的民主潜力。在《文化与社会：1780--1950》的结论中，威廉斯彻底摒弃了当时文学艺术领域中主流的狭义文化观，认为文化不应仅仅是一个时代高尚的精神和艺术产品，文化乃是“一种生活方式”，从而在理论上确立“文化是普通的”这一典型的威廉斯式的立论。这一立论从此成为威廉斯和左派文化阵营与文化精英主义和政治保守派对峙和斗争的有力武器。
英文中贬义的masses(大众)常被用来指代工人阶级，所谓的mass culture(大众文化)也经常被用来指代工人阶级文化。威廉斯与这种精英主义的论调针锋相对，认为masses本身根本不存在，存在的是一种将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们看成masses的视角和偏见。并且，以传媒为载体的低级庸俗的文化形式不是由工人阶级自己创造的，也并不只由工人阶级消费。大量低级庸俗的文化产品充斥市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唯利是图。文化工业实际上利用了不平等社会造成的多数人的无知和无奈，批量制造和倾销其文化垃圾并从中获利。威廉斯承认英国的工人阶级从工业革命以后就没能再大规模地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文化形式，诸如小说、诗歌和戏剧等。但是，如果把文化看成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思想和文学艺术，那么，英国的工人阶级则具有非凡的创造力，他们创立了合作社、工会等民主机构，并具有一种独特的社区归属感和团结精神。这些民主机构加上社区感和团结精神，才是他们独有的、与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文化有根本区别的、真正的工人阶级文化。
针对英国严格的阶级社会，威廉斯提倡发展一个“民主的共同文化”(a democratic commonculture)，以文化领域为突破点，打破英国社会固有的阶级分化，为多数人提供一种想象空间和精神家园。优秀的文化遗产理应由全社会共同拥有和享用，绝不应该被某一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垄断，成为他们维护本阶级利益和特权的象征资本和手段。威廉斯关注和研究现代传播媒体，目的也在于使它们尽可能成为民主文化的载体。他这一将媒体看成科学技术和文化形式的结合体的视角从早期的《文化与社会》开始，贯穿于后来的《漫长的革命》与《传播》，最集中地体现在《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与精英知识分子对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采取的不屑一顾的态度不同，威廉斯关心的是如何通过传媒来建立他所说的“民主的共同文化”。如果说保守的精英们将大众社会和大众传媒看成一种危及高品位文化的可怕的力量，威廉斯则看到了它们所包含的民主潜能。他同时也清醒地看到了现代大众传媒的诸多问题，如垄断趋势和商业化，但认为这些问题是由资本主义的组织生产和经营方式造成的，是商业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根本矛盾的反映。在他看来，传媒技术的发展本身就是一场漫长的革命，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可以朝着民主化方向发展。
六十年代初，威廉斯到剑桥大学任职，随后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理论文章，开始与欧陆马克思主义进行认真的对话，探索一种他所说的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在其中的一篇中，他从马克思关于经济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