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2期
小写的文化：英国早期的文化研究
作者：赵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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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分析战后兴起的商业流行文化如何把原来的工人阶级变成了被动的消费者，批判商业文化对传统工人阶级文化的篡改和侵蚀。以郝格特、威廉斯等为代表的一批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战后脱颖而出，重新书写工人阶级的历史，还原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本来面目，为英国社会朝着平等和公正的方向发展做出了贡献。
因此，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传统从一开始就与工人阶级的解放纠缠在一起，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社会批判。文化研究的开创者们，进行的其实是一场有意无意的文化政治斗争。这股力量在六十年代末汇集到霍尔领导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年轻一代学者在更为激进的历史背景下，在更广阔的领域中继承了本土的批判传统，并将这一传统与法国发达的文化理论结合在一起，将文化研究推向一个新的理论和批判高度。七十年代鼎盛时期的伯明翰的文化研究以更加理论化和政治化的姿态，直面英国社会的阶级剥削、性别压迫和种族歧视，将文本分析和社会调查、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了。文化研究在当时成了一种批判现实的视角，成了人文社科知识分子走出书斋和象牙塔的标志。
繁荣的还是迷失的文化研究?
从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始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其间英国社会结构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其文化后果在许多地区已经显而易见了。资本主义大生产推动下的商业消费文化在西方世界以外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成为一种现实或准现实。从全球范围来看，文化工业在整个工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文化理所应当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关注的领域。九十年代在英语世界流行起来的文化研究，一方面面临着新的社会现实和问题，另一方面面临学术批评自身的日益职业化和市场化，与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初衷和立场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文化研究忽然间呈现出的前所未有的繁荣，显然与八十年代以来新的传播媒体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卫星传送、闭路电视、多媒体和因特网等都大大加速了符号和象征意义的产生和流通。这个过程本身也愈加掩盖了符号和意义生产背后的政治经济关系，文化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就愈显得逼真，愈容易被绝对化。九十年代的文化研究大多带有这种被符号学渲染了的绝对文化主义的色彩，将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与它们的生产过程分开，孤立地研究它们的意义指代和受众的接受行为。文化现象与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以及政治经济过程进一步分离开了，这是当前许多文化研究的致命弱点。
因此，眼下英语世界某些文化研究的倡导者有一个共同点一一他们理论主张上表面的激进姿态与实际政治效果的保守是合二为一的。他们一方面过分强调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过于夸大媒体受众和文化消费者的自决权，这都导致这类文化研究过高估计受众的所谓文化抵抗及其社会效应。象征性的文化抵抗与真正的政治经济斗争，被混为一谈，变得同等重要了。文化研究的一个任务之一，也就是发现身边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消费对资本进行的抗争。八十年代末盛行一时的受众分析，强调一般受众对处于支配地位的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消费和消解，大众的文化抵抗因而成为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广为流传的神话。在政治经济上处于弱势的平民百姓被说成文化抵抗游击战的胜利者，这无异于给他们一个虚幻的安慰。这样的文化研究，无论理论上多么新潮，方法上多么缜密，其社会效果仍然是保守的。他们笔下的平民百姓虽然不掌握政治经济大权，但是可以从事文化抵抗，在．日常消费中实施自己的最高权利。九十年代新的文化主义与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已经相去甚远了。正因如此才有必要回到早期文化研究传统中，借助过去的视角看穿今天文化研究的繁荣。在这种繁荣的表面下也许隐藏的恰恰是方向的迷失。
赵斌，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依旧怀念196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