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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写的文化：英国早期的文化研究
作者：赵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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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与大众文化研究专栏：
在一个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中产生的英国文化研究在整个英语世界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在迅速恢复经济生产的同时也实施了一系列社会改良措施，结果便产生了六十年代的所谓“富裕社会”以及后来的“消费社会”。在英国，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开始显示出自己特有的“生活方式”，形成所谓的“青年文化”，这也是七十年代英国文化研究密切关注的社会现象之一。大约也就是从那时起，相对于生产和劳作而言，消费在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的生活体验中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以传媒为载体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成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商业流行文化也成为不容忽视的普遍现象。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文社科学者开始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五光十色的文化现象上，文化研究也就从五、六十年代的边缘学说成为九十年代的学术时尚。然而，眼下英语世界流行的某些文化研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政治立场和学术初衷，在过度注重意义解读、符号民主和象征性文化反抗的同时，忽略甚至遮掩了文化生产背后赤裸裸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对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批判显得极其软弱无力。
近些年来，国内学术界也开始关注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盛行起来的商业流行文化，冠以文化研究的著作也逐渐多了起来。非但如此，近年来中文的“文化”与英文的culture在词义上亦越来越接近，经由了从狭窄到宽泛，从高雅到通俗，从文学艺术到人类学意义的转变一一目前似乎一切人为的东西，包括事件、物品、文本、言说，都可以称其为文化，因而也都可以是文化研究解析的对象。国内学者们往往按照各自对文化的常规理解，从事自己选定的文化研究。追究诸如文化等关键概念的来龙去脉对许多人来说显得繁琐并且多余，更少有人愿意对文化研究这一“领域”进行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探讨和总结。在这种情况下，概括介绍一下英国五、六十年代早期的文化研究传统是及时的，也是必要的。
少数精英的文化
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家司徒亚特·霍尔在一篇发表于1980年的文章中，把当代英国文化研究兴起的时间定在五十年代中期，将理查得·郝哥特的《阅读的使用》，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以及汤姆逊稍后的《英格兰工人阶级的形成》定为英国文化研究的早期经典代表著作。霍尔在此文中还追述了英国文化研究从五十年代以来主要理论模式的形成和转变，梳理了两条最为重要的理论脉络：一条是英国本土的“文化与社会”这一“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的传统，霍尔亦称之为“文化主义”(criticism)；另一条来自欧陆，尤其是法国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包括列威一斯特劳斯的文化人类学，阿尔都塞关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论说，以及福柯对现代社会体现于不同领域的“知识／权力”的具体分析。后一条脉络近些年来在国内的介绍已经很多，在此我们着重介绍英国本土的“实用批评”的传统，将重点放在威廉斯、郝哥特等早期的开创性的文化研究上。
十八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中期，英国的传媒和文化工业从最早的商业小报发展到后来的电影、广播和电视。二战前的文化讨论因此主要是针对所谓的“大众社会”(mass society)和“大众文化”(mass culture)的兴起展开的，讨论者大多从政治保守主义和文化精英主义的立场出发，去评判新兴的、以媒体为中介的大众文化的产生及其社会后果。在当时的文化精英们看来，文化只能由少数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们来创造，是高级的精神和思想产品，是视觉和听觉上的审美形式。前者趋于理性思维，后者倾向知觉感受，但它们一起构成了英语中大写的“高品位文化”(high Culture)。因此，当时讨论的焦点之一是高品位文化在大众社会中的命运。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始发地，其工业化过程之迅猛，程度之深入，都造成人们料所不及的、极其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后果。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巧合，便产生了所谓的大众社会和大众文化。英语中的大众一词一一masses含有明显的贬义，指的是乌合之众。经过圈地运动等残酷的剥夺方式，原来的自耕农或庄园里的佃农被逐出土地，失去了原有的生活来源和方式，被迫大批地聚集在新兴的工业城市，成为马克思所说的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工业无产者。在有产阶级眼中，这些人就成了masses，贫穷，愚昧，低俗，粗鲁。他们至多是可以调教的对象，调教的手段之一就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英国开始兴起的现代普及教育制度。
从十九世纪中后期开始，以大众为对象的廉价商业小报一一“便士刊物”的兴起(pennydreadfuls)，标志着英国大众文化的诞生。小报以怪诞的耸人听闻吸引普及教育制度下产生的半文盲读者，并以低廉的价格扩大发行，成为大众劳作之余消磨时光的重要手段。与前工业社会的民间文化(folk culture)根本不同的是，这种大众文化并非自发产生于大众之中；相反地，它是由以赢利为目的传媒工业批量生产，供大众消费的文化商品。随着传媒技术在二十世纪的高速发展，电影、广播、电视都先后成为大众文化的载体。面对现代工业社会中势不可挡、迅猛发展的大众文化，保守的文化精英们在三、四十年代，也就是电视普及之前，进行了最后的顽强抵抗，猛烈抨击以现代传媒为载体的大众文化，捍卫以严肃文学为主体的高品位文化，力求拯救他们眼中深刻的文化危机。
当时最有影响的文化批评家之一列维斯，在发表于1930年的小册子《大众文明与少数人的文化》一书中，阐述了一种典型的文化精英主义观点。他毫无顾及地将“文明”与“文化”对立起来，把少数知识精英看成现代工业文明中文化的最后倡导者和保护者，认为“任何一个时代，都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彻底辨认和欣赏文学艺术，并能够主动地、独立地进行识别和判断。另外，还有稍多的一部分人(在整个社会仍占少数)，能够支持第一类人的识别和判断并产生真正的共鸣……这一少数群体是我们赖以吸取过去经验精华的保证；他们使传统中最为含蓄也最难保存的一部分遗产存活至今”。列维斯在发表于二战结束之前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中，重申了他的精英文化观，并将其运用到民族或国家之间，认为“本国在将来的英语世界中所能企及的优势和影响在于文化领域”，提倡英国以其优越的文化制胜。列维斯的言论今天看来，实际上是当时英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对大英帝国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继续衰退的一种反应。随着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在二战后发生巨大的变化，老牌的英帝国主义日趋走向没落，文化保守主义便成了它苟延残喘的一剂良药。有意思的是，列维斯至今在英国仍被认为是当时批评界的进步人士。
把文化看成由少数人创造和把持的高级精神产品，在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都有着很长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