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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写的文化：英国早期的文化研究
作者：赵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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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和上层建筑的著名论说出发，企图重新论证两者之间的复杂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认为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可以理解为前者限定后者，或者说对后者施加压力和影响。在随后的文章中，威廉斯继续阐释他的这一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使威廉斯在理论上突破了他所承传的英国本土的“文化与社会”的实用批判传统，开始有意识地采用葛兰西的hegemony的概念(中文不甚恰当地译为“霸权”)，并渐渐放弃他自己的“情感结构”(structure 0f feelings)。因为hegemony这个概念更准确和敏感地把握了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中阶级压迫的含蓄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它既涵盖了统治的强制性和合法性，也暗示了被统治的无奈、默许以至配合。在缺乏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英国，威廉斯的理论探讨虽然显得不够缜密和精致，但他的这种努力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事实上，威廉斯本人从未将理论精致本身当成学术追求的终极目标，他的写作目的在于文化斗争而不在于理论建构，这与他所坚持的普通人的立场和文化政治是密不可分的，自始至终贯穿在他的政论文章、学术研究、理论探索以及文学创作之中。对威廉斯来说，从威尔士普通工人阶级家庭到英格兰著名的剑桥大学，其间的心理和社会跨度远远超过了地理上的距离。也正是这样一种跨度，使得他对英国的阶级社会以及维护阶级特权的精英文化始终保持清醒的、毫不妥协的批判态度。他研究文化的目的在于社会批判和政治变革，将少数人把持的文化变成为多数人服务的文化，并在这个过程中改造旧的也创造新的文化，使英国社会向真正民主、平等和公正的方向变革。
与威廉斯同被誉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创者的理查得·郝格特，1918年出生在英格兰北部城市利兹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就读和毕业于利兹大学。二战期间，他应征加入英国皇家炮兵部队，先后在北非和欧陆服役。战后他也曾投身于成人工人教育事业，主要教学和研究涉及十九和二十世纪英国文学、成人教育方法及目的和大众传播等领域，并一度成为政府设立的皮尔金敦广播调查委员会的成员。郝格特从1962年开始任伯明翰大学英语语言文学教授，两年后组建了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并担任中心主任。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不久便脱离了原来的英语系，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几年后，他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来自原英殖民地牙买加的黑人理论家霍尔接替了中心主任，之后的十多年可以说是英国文化研究发展的鼎盛时期。
威廉斯竭力捍卫和为之辩护的工人阶级文化，在郝格特的笔下被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出来。《阅读的运用》敏锐地捕捉和细致地刻画了二战前后，伴随经济发展和社会改良，尤其是大众传媒普遍介入人们生活之后，英国社会和文化的巨变。郝格特先是对五十年代以前传统的工人阶级生活方式和态度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他笔下传统的工人生活具体却不枯燥，沉重的负担使他们生活得实际而且充实。即使经济上十分拮据，他们却不吝啬，与中产阶级过于理智和节俭的习惯形成鲜明的对比。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很实际的享乐主义者，从不拒绝当下和眼前的快乐。郝格特还具体形象地描绘了威廉斯推崇的工人阶级社区精神。对家庭朴素的眷恋，邻里间密切的交往和无私的援助，均为传统工人阶级社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还用相当的笔墨描写了工人阶级社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宽容，而这种宽容恰恰来自人们对生活本身艰难程度的深刻体会，“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因此成为他们普遍恪守着的原则。“别人可能过着一种‘拼命挣钱和花钱’的生活，或者一种‘文学生活’，或者一种‘精神生活’，甚至一种‘平衡的生活’，如果真有这样一种生活的话。假如我们想要用类似的词语去捕捉工人阶级生活的本质的话，那么我们不得不说，它是一种‘稠密的、具体的’的生活，这种生活本身是亲密的、感官的、细节的和个人化的”一一这便是郝格特对传统的工人阶级生活方式的精辟概括。
二战之后，尤其是五十年代以来，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大众传媒对传统工人阶级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工人阶级文化开始经历一系列根本的变化。郝格特并不否认现代科技和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是在他看来，物质上的改善并不能等同于文化上的健全。实际上，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在物质生活改善的同时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新兴的商业消费文化，很快便学会了利用传统工人阶级的“情感结构”，误导工人阶级的消费行为，达到倾销商品的目的。原来为抗拒物质贫困和生活艰难而产生的乐观主义和享乐主义，摇身一变成了战后新的消费社会的文化动力。物质上已经相对富裕的工人阶级，在商业广告和推销商的蛊惑下，开始为占有而不是为实际需要去购买新的产品。原来的平等、民主和团结的社区精神，很容易被大众传媒引向一种新的对物质的认同感，即大家应该同时拥有同样的产品。出自对艰难生活同情理解的宽容，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可以使人失去价值标准和道德判断，变成一种“什么都行”的迷茫和混乱的相对主义的多元价值观。
用郝格特的话来说，新兴的大众文化邀请人们进入一个“棉花糖的世界”，又软又甜。大众消费的小说从生产线上源源不断地流入“文学百货商场”。“文学工厂”里的作家们则以每年几到十几部的速度，批量生产小说。他们自认为摸透了读者的口味，掌握了写作的秘诀，用注重情节的手法来编造故事。作家不在乎名声的大小和好坏，他们关心的是最后的经济效益。如果严肃的、具有创造性的作家希望通过形式上的探索去表达极具个性的经历和体验的话，那么，流行作家则用固定的、简化了的模式去迎合大众的口味，让大众毫不费力地在文本中实现他们的白日梦，得到廉价的精神补偿。许多战后出版的家庭杂志也是通过类似的心理战术，占领了大众的心灵空间。与小说和杂志相比，流行歌曲在五十年代初期，也就是摇滚乐尚未风靡之时，还没能达到后来的商业规模，但是，通过煽情的唱法和用歌词打动人心以谋取商业效果的做法已经初见端倪。郝格特将战后兴起的商业流行文化，概括为一个面向最广大的消费者的文化“软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商业文化范式产生了，它以各种“民主”姿态，追求一种欢快的格调和形式上的华而不实，将平等、自由、宽容、进步、欢乐和青春等令人向往的价值观念推到了极致和它们自身的对立面。自由成了文化制造商追求卖点的许可证；宽容成了没有好坏标准的借口；而捍卫高品位文化却被看成是维护集权的行为和虚伪的表现。
郝格特对战后兴起的大众流行文化的批判，矛头指向的是文化的市场化和商业化本身，而不是作为消费者的工人阶级大众以及他们所谓的无知和粗俗。这一点将郝格特与保守的文化精英从根本上区别开来。作为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他以经历者和研究者的双重身份，从传统工人阶级文化中的优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