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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0年第6期

五个半乌托邦

作者:[美]斯蒂文·魏因堡 著 秋 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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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个孩子时,我读过一大堆科幻小说。尽管我早就知道我这辈子注定了要做个科学家,但令我对科学发生兴趣的,绝非科幻小说中的科学,而是它所描写的未来社会情景。不管是好是坏,它们总是跟我们自己的时代迥然不同。这引导我从科幻小说进入乌托邦文学世界,阅读了柏拉图的《共和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及爱德华·贝拉米的《回望》(贝拉米,1850-1898年,美国作家。《回望》是一部乌托邦幻想小说,虚构了一个消灭私人财产,根除战争、贫穷、犯罪和多种疾病的理想社会),也读到了反面乌托邦的文学,比如阿尔都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及奥威尔的《1984》。近些年来我的兴趣有所转移,不过既然我们进入一个新千年,我们自然有理由探讨一下未来我们将进入哪种乌托邦或反面乌托邦。
  上个世纪末的时候有一大堆候选者,契诃夫的小说《三姐妹》(正好写于一百年前)的人物似乎就被那些乌托邦梦想所吸引。比如,在第二章,沃什宁上校说:
  再过一两个世纪,或者再过一个千年,人类将过上一种新的生活,幸福的生活。我们自然看不到那一天了,但我们正是为那一天而生活、而工作。我们也为此而经历痛苦,我们正在创造这一前景。这是我们生存的目标。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的幸福就是为这一目标而努力。
  沃什宁的希望并没有在本世纪完全实现。十九、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乌托邦理想是社会主义,然而它却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失败了,那里给予人类的并不是乌托邦,而是恐怖的反面乌托邦。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十九世纪乌托邦思想甚嚣尘上之际,马克思自己曾嘲笑乌托邦思想,并宣称要代之以历史科学来指导人类。
  虽然如此,我仍然看不到乌托邦绝迹的迹象。事实上,目前公众舆论中出现了五种非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当然彼此有所交叉),每一个都有一个或多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平等、自由、生活质量等等诸如此类曾在过去激发过最伟大的乌托邦的概念。
  
  自由市场乌托邦
  
  政府已丧失了其大部分职能,唯一的职能似乎就是惩罚犯罪、执行契约、保障国家安全。由于取消了各种人为的限制,世界正在工业化,也更繁荣了。
  这一乌托邦有一个长处:就是它绝不强求要改进人的本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非得喜欢它。你可以争论说,自由市场使某些东西(生产率?国内生产总值?帕雷托效应?)最大化,不管是哪一种,我们都得想一想,最大化的是什么,是我们所欲求的吗?
  在自由市场下明明白白地不能得到最大化的是平等。我此处所说的平等,并不是用来偷换平等概念的苍白的机会平等,而是平等自身。自由市场制度不管出于何种目的给有才能的人以丰厚的回报,但我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没有才能的人就只配得到比别人少的美好的东西。假如没有政府的干预,你如何增进平等,如何为那些坠入社会底层的人提供保障网?
  并不是每个人都看重平等的价值。柏拉图就很少提到它,尤其是在雅典的民主制度薄待他心目中的英雄苏格拉底后。他把社会比作人的心灵,来解释他的僵化的社会阶层:护民官就是理性部分,士兵是精神部分,农民和工匠则是地基部分。我不知道他是否有兴趣用自我来比喻国家,或者用国家来比喻自我,两千多年来,这种无聊的类比一直被有闲阶层用来自慰。
  当乌托邦思想风起云涌时,平等是其背后强劲的动力。1381年,英国农民和工匠起而反抗封建统治(即瓦特·泰勒起义),他们的口号就是布莱克海斯地方的约翰·鲍尔(?一1381,英国传教士,瓦特·泰勒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所鼓吹的:“当亚当种田、夏娃织布的时候,谁是贵族?”法国革命既追求自由、博爱,也呼唤平等;奥尔良的路易·菲力普·约瑟夫为取悦于雅各宾党人,改名菲力普·埃加利特(Egalit,法语意即平等;不过,他的新名字和他本人被选来作为路易十六的行刑者,都没有使他躲开恐怖,他和国王及成千上万法国人都平等地上了断头台)。十九、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核心目标就是结束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贝拉米《回望》最后一章的标题简洁明了,就是《平等》二字。然而,二十世纪的历史却开了个残酷的玩笑,共产主义的合法性在于追求平等的激情,可最后在某些国家却是多数人平等地贫困。多数人都陷入贫困中,除了极少数政治家和名流及其家属,他们可以住好房子、吃好食品,用上先进电器。共产主义在这些国家的受挫所败坏的可能就是乌托邦思想中的平等主义观念。因而近来只要谁提平等地分配财富,就难免被人指责为又要搞阶级斗争了。
  当然某些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人人皆知,只有少数人能拉小提琴,能做工厂经理,能做全美职业足球联盟中的投手。法国大革命时期,平等观念一度演变为人人都拥有同样的能力。据说在拿破仑军队中,每个士兵背包中都装着元帅的指挥棒,时刻准备指挥千军万马,不过我相信没人真心希望看到某个士兵用上它。就我自己的职业而言,如果有人提议说,我工作的物理系选择研究生和助教时别太严格了,我是坚决不能同意的。不过,能力的不平等,格外地造成了职业、声望、威信方面的不平等,这正是某些人奋斗的强大动力。难道非得在财富的不平等外再增加这些不平等吗?
  这档事不能从纯粹经济角度看。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说,收入的不平等具有重要的经济功能:不同的食物有不同的价格,这有助于配置农业资源,从而生产出人们想要的食品,因此劳动和资本所得的不同回报有助于人们安排自己的职业、资金的投资方向,以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不过这组不平等之间却是有区别的,小麦和黑麦之间的相对价格无足轻重,它们仅仅具有提示人们调整生产和资源的经济功能。然而它们所带来的经济后果——财富的不平等,终归是一种罪恶,败坏了千百万人的生活。
  那些成长于较优越环境中的人士总是很难理解这一点。他们把减轻不平等的种种努力都称之为“嫉妒政治学”。富人们可以从美国文学中对不平等所带来的危害获得一些感性认识,也许因为,美国把致富发挥到了极致。这种恶果在德莱塞的小说中反映得最充分,这位作家成长于镀金时代一个穷人家中,当时美国的财富不均达到了顶峰。或者也可以翻翻微拉·卡瑟的小说《保罗案件》,对于富裕生活的疯狂渴望导致小男孩保罗宁愿放弃自己沉闷的一生以换取数天的奢华生活。
  同样明白的是,自由市场不能把文明最大化。我所说的“文明”,不光指艺术博物馆、大歌剧,也指所有那些不仅使我们得以生存,更使我们活出高质量来的公共和私人物品。每个人都能列出自己的一长串名单。就我自己而言,文明就包括古典音乐电台及优美的古城风貌,而没有电话推销或拉斯维加斯的份儿。文明是精英主义的,只会偶尔合乎大众的口味,因此,如果没有私人捐赠或政府扶持措施比如补贴、调节或税收减免等,就不可能繁荣。
  文明的另一方面则跟我的专业有关,即基础科学研究,比如研究自然规律,宇宙或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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