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1期
中国新城区现象观察之一：都市里的村庄
作者：王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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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是河南人，他只在河南同乡中兑。在垃圾村碰到救急的事，能出力的同乡出力，能出钱的同乡出钱。一般情况下，同乡中彼此不相识者多半会兑5至10元，相识的则看彼此之间的交情了。
村民们就是这样，靠彼此兑钱或出力的办法来对付突发事件。不过最多的事件就是得急病后要治疗。
没有终结的故事
垃圾村的人是流动的。有的回家了，有很少的人转移到垃圾更多更新的地方，比如深圳广州，也有的人搬出垃圾村成了半个K市市民。杨月香也是湖北监利人，今年38岁。她和丈夫五年前来海南，开始都捡垃圾，后来丈夫在一家饭馆找到帮厨的活，洗菜切菜，她则成了师范学院的临时清洁工。这个活的最大好处是能捡得学校院子里的垃圾。更后来，她为几家教工做清洁，每周一次，干两三个小时，就能挣二十块钱。后来学校辞退了临时工，她又成了省妇幼保健院的清洁工，下班后还继续到学校做家庭清洁。她每天至少要工作16小时，一月各项收入加起来大约有600元。过度的劳累使她看上去像50岁的人。杨月香一直没有回过家，去年春节她下决心回去，从H湖坐汽车走到新港码头，就因为晕车昏迷了过去，只好打消回老家的念头。
杨月香算是垃圾村里的成功者。她的工作虽然比捡垃圾辛苦了许多，但挣的钱多；更重要的是，她感觉现在的工作，毕竟是个正经的工作，没有捡垃圾那么受气、丢人。她如今在学校里捡垃圾，遇见熟人就有点不好意思了，而这在以前是没有的。类似杨月香这样的人，将逐渐适应这个城市，建立起自己的职业信誉和人际关系网络，成为没有城市户口的准市民。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已经不是自己的生活和生存，而是子女的教育和出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和一般市民的焦虑基本同步了。
可是那些至今没有希望从垃圾村跳出来的人，他们的未来在哪里?毕竟，就算垃圾村能长期存在，不被拆除——这样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他们的前景也不容乐观。捡垃圾的人越来越多，垃圾越来越少。中年人最大的愿望是挣点钱回老家，青年人则根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他们的出路何在?谁也不知道。而对那些学龄前儿童来说，垃圾村即使再脏再破，生活即使再艰难，他们还是在父母的呵斥责骂声中，在遍地污泥垃圾中，欢笑，奔跑，玩耍。外面不远处清洁美丽的城市，就是他们的希望。
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的场景。三个村干部在H湖垃圾村只收到了1300元。村民们不交钱的理由之一是，同在监利县，为什么各村收的费用不一样，有的只收190元，有的却要收310元?他们希望村长和支书提供收费的具体项目和收费标准，村干部说没有，于是村民们拒交。晚上，失望而气愤的两个村干部坐在了垃圾村的牌桌边，和原先也是村干部，现在在这里捡垃圾的两人凑成一桌打麻将。鏖战半夜，远道而来的村干部输了1800元。村干部懊丧地骂道，“他妈的!没有住宾馆的钱了。”据村民介绍，他们三人来一趟，路费最少得3000元。现在他们收到的钱不但不够路费，还输了1800元。旁边观战的人说，赢得太少了，反正他们输的钱，也是从我们身上刮去的血汗。
王军，记者，现居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