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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城区现象观察之一：都市里的村庄
作者：王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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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老家来了收钱的官
2000年11月28日上午10时许，湖北省监利县某村的村干部一行三人出现在K市H湖边的一个垃圾村。他们是来找本村村民催要土地承包款的。村民们对他们的态度是，“能说得来就说两句，口袋里有钱就给两个，关系好的不谈钱的事，就请他吃个饭”。
某村共有518户，2384人。村里从1991年开始有人离村外出打工，所谓打工也就是捡垃圾。现在全村共有128户、740多人离村。他们多集中在长沙、福州、南宁、海口等省会城市。村干部说，1996年以来，村民欠交承包款一百多万元。各村的承包款名目都不一样。在某村承包款中有公粮款、水费，这是国家要的钱，一分也不能少；另有乡村提留、优抚款、民办教师工资等。这些款项按村民的土地承包数和人头分别收取，今年收取的标准是：按土地收每亩60元，然后再按人收每人130元，该村人均有地按1．40亩计，每亩地达230元。据说今年是国家给农民减了负，1998年每亩地的收费标准为378元。
村民们不知从什么地方听说，国家规定每亩地的承包款不能超过80元，他们认为村里收得太多。村干部的反应是：80元?不要说村里的事没办法干，就是乡里的任务也完成不了!村干部威胁说，如果不交要加息，月息以5％计，且人死账不烂。
一个村民质问村干部：村里的地我都不种了还交什么钱?人家城里的工厂死火了还交什么税收?村干部说：地是你的，你自己不种是交待别人种，别人不交，你就要交。
别人为什么不交?村民说：你要让别人交没人愿意种，种地亏钱啊!据了解，委托别人种地的村民一年不收取种地者的任何费用，还要为其交纳承包款。
中午，没有收到一分钱的村干部在垃圾村开始吃饭。村干部很有面子地开始喝酒了……垃圾村溯源
1993年，在K市H湖畔出现了一个垃圾收购站。这个垃圾收购站据说是部队一退伍战士开的。他凭借服役期间与部队建立的良好关系，在一块地上搭建了简易房，随即开始“招商”。起初，在此盖房不需什么成本，准备捡拾垃圾的人从工地“找”来木板油毡等物，四根木棍一支，也就有了栖身之处。这些住简易房的人，进驻的唯一条件就是把捡来的东西要全部无条件地卖给收购站的老板。住客都愿意采用这一方式。
后来到了生意不好做的时候，有住户为了卖个好价钱，把捡到的东西拿回到住处之前已卖给了住区外的老板。住区内老板自然也会有他的办法。他开始对所有的居住人员采取一事一清的方法。划地让捡垃圾者住时，要收取每10平方米每月40元的地租，水电费另计。垃圾站看起来是要解体了，没想到此举却给这里带来了一片繁荣，一些有办法的人会以极低的价钱或免费从部队拿来土地，将地划整为零地出租。而此时，已尝到捡垃圾甜头的农民致富不忘同乡，大规模从内地拉来亲友壮大捡垃圾的队伍。1994年，在垃圾生意最红火时这里出现了33个垃圾站，以每个站300人计，此处居住的人员至少有九千多人，以湖北、安徽、河南和贵州四省人最多。目前，垃圾收购站里人员虽少了很多，但“五脏”却越发地齐全起来，还出现了学校、医疗点、牌室、小茶坊等。
这样的社区，在K市有二十多个，人数不下三万。这三万人，承担了近百万城市居民的垃圾清理和回收工作，他们的最大功绩是通过分类回收垃圾，使城市不可回收垃圾的数量降至最低点，最大限度地回收利用了可再生资源纸、玻璃、金属、塑料等。他们为城市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给城市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加工的泔水油和各种不卫生的劣质食品，又卖给了城里人。他们当中有些人在拣捡垃圾时不免有顺手牵羊的习惯，个别人因此还被处以治安拘留的惩罚。城市管理、卫生防疫、市容、公安等部门从来不会光顾这些地方，除非事涉刑事犯罪。所以他们和城市的联系是非常薄弱的，他们简直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在垃圾村，他们的住所与当地人几乎完全隔绝，这里几乎听不到本地口音。同时，他们与家乡亲人来往也因相距较远而中断。他们与家乡亲人的联系主要是通过有人回乡时带上书信或口信，往家乡寄信也是他们与亲人联系的方式之一，但亲人来信一般只能通过有固定地址的同乡转交。今年以来，他们也开始使用电话了，自然是极少数人。城市里的变迁与他们内部的生活几乎没有多少关系。他们生活的主要变化，体现在垃圾内容的变化，任何流行的东西，很快就在垃圾上反映出来的了。比如印有《还珠格格》主要人物头像的塑料盆子，就是很多家庭盛水、洗涤的好用具。透过浑浊的水，还能看到赵薇的大眼睛在盆底扑闪。各种饮料罐、彩票纸到处都有，广告宣传用的红布白字横幅，是很多家庭的门帘、床帘和遮阳用品。从这些横幅，能清楚地看到昨天的城市发生了什么。
收购站老板与二地主
在H湖占地100亩的土地上现有6个垃圾收购站，他们的经营方式无一例外是采用零进整出的方式，零进与整出之间其价格相差一倍。收购站的老板自然比直接捡垃圾的人挣钱轻松且利大。要成为这样的老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关键是要有一定的社会背景，有办法从土地拥有者手中拿到土地，要能不管收什么卖什么都没有人来管才行。在这些收购站里，从带着湿水泥的铝合金门窗到火红的公共场地使用的消防器材，从挂在市民家门口的邮政信报箱到刚挂上街头没两天的广告横幅，应有尽有。不过，这些都是老板们做的顺手生意。他们的主要业务还是卖废纸、废铁等。要保持这样的业务，就得与收购东西的工厂老板有良好的业务关系。当然你得有收货的资金，每天支付给捡垃圾者1000元左右。另外，面对不时出现的地主，老板们要有使对方“来时生气，走时高兴”的本事。
2000年11月28日上午1O时，H湖收购站的黄思福老板正抽着烟双眼紧盯着地秤上的旧货，一六旬老汉从一辆自行车上往秤上放着他捡来的塑料管、塑料桶。黄老板从塑料桶中抽出一大堆塑料管，他高喊：这东西不要，没人收。老人从桶中抽出一根管子，黄老板又从桶里拿出了第二根、第三根。老人无奈地笑着。黄老板回到椅子上，靠着抽烟。老人眼不离秤。秤罢，黄老板付出21元，老人不要，他大声说：应该25块钱!黄老板说：你这人就是斤斤计较，这个桶里这么多泥，扣你4块钱不应该吗?老人不语。黄老板得势，他大声地说：我是付现钱的，现在有几个老板能给你现钱?老人数着钱离去。黄老板将老人从桶中捡出的塑料管又放回到旧货堆中去。
黄老板1954年生，中共党员，初中毕业。1994年来K市，先在市变压器厂任保安部部长，1996年开始当收购站的老板。以前，他曾在监利县荒湖农场保卫科工作，有两房一厅的房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别人有的我都有。后来农场情况越来越不好，就来了K市，他的大儿子是南航部队的一个连长，收购站所在的土地就属于南航部队。二儿子从武汉医科大学专科毕